区别了问题的类型之后(一般性事件或特殊事件),通常就不难厘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它与什么相关?」或「问题的症结在哪里里?」然而,只有那些真正有效率的决策者知道,在界定问题的阶段,最危险的不是对问题的定义错误,而是举出看似合理而实际上却不够充分的理由。例如:
美国汽车工业定义汽车安全问题时,所持的理由就似是而非、而且不够充分。正因为业者对问题缺乏真正的认识(不是因为业者拒绝在安全设计上投资),终于在一九六六年引发国会的猛烈抨击。国会议员轮番强烈谴责汽车业毫不重视安全,搞得业者一头雾水、不知如何因应。其实,说汽车业者完全不重视安全绝非事实。
相反地,在维护高速公路行车安全及提供车主驾驶训练课程方面,业者所做的投入可说不遗余力。汽车制造业者认为,这些才是他们应全力关注的重点。至于受到不良路况影响、或驾驶者本身因素造成的交通事故,业者认为这些都是他们可以接受的。事实上,从高速公路警察单位到中等学校等……所有相关机构,也都以上述两点为交通安全宣导的主要诉求。这类宣导自然产生了一定的效果。在建造得更为安全的高速公路上,交通事故明显减少;而受过安全驾驶训练的车主,肇事率也远低于一般车主。
尽管以每千人或每千英哩为分母计算的肇事率已经呈现下降趋势,然而交通事故的总伤亡人数却持续上升,许多车祸现场也愈来愈怵目惊心。尽管政府已经颁布相关法令、尽管已经提供了安全驾驶训练课程,汽车制造业者还是早就该体认到严重性并采取行动,以有效解决此一比例虽低、重要性却不容忽视的汽车安全课题。
这意谓著,将来在宣导驾驶安全的主题时,业者还得进一步说明汽车本身的安全设计,并强调一旦发生车祸,危险性将比以前降低很多。换言之,业者设计出来的汽车不仅应可适用于正常路况及一般车主,车辆的安全性还得通过恶劣路况及不当驾驶的考验。
只有一种安全防护措拖,能让你不致成为「对问题定义不清」的俘虏:不断地检查「所有」能观察到的事实,一旦发现问题的定义不能涵盖所有事实,立刻舍弃该定义。
一有征兆显示可能造成异常现象,或出现有违常理的事件时,有效的决策者总是主动进行测试。他们会问:「既有的定义能解释我们观察到的事件吗?能解释所有的事件吗?」他们总会一一写下,在既有定义之下,他们预期哪里些事情会发生(例如:预期交通意外的发生率降为零)?并定期测试是否真会出现自己所预期的情况。最后,如果碰到超乎预期、或不能解释的异常现象,或是碰到超出常轨的状况时,就算情节非常轻微,他们也会回过头来再度思考对整个问题的界定。 他们遵循的,其实就是两千多年前希波克拉提斯(Hippocrates)为医生所制定的诊疗原则,也正是最初由亚里斯多德(Aristotle)建立,后来经伽利略(Galileo)发扬光大的科学观察原则。换言之,经理人确实应虚心接受这些经得起时间考验,且广为人知的古老原则,并学习将它们有系统地应用于管理实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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