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当直升机父母

你经常没事往学校跑，帮孩子看头顾尾，你总是为孩子安排各式各样「对他好」的补习、活动，深怕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点……？其实，你正是台湾六百万「直升机父母」的一员。 现场１：许昌街徐薇补习班。 徐薇永远忘不了那个铅灰色的夜晚，教了二十年国高中补习班英文、看过形形色色的父母，前些时间却遇上无法招架的剧情。 那晚，九点半下课声响起，学生们涌上发问；排在人龙第一位的北一女学生，连珠炮式的，一问二十分钟，后排学生骚动显出不耐；徐薇委婉说道，「你先让其它同学发问，待会儿再来好不好？」她揪了眉转身离去。徐薇不以为意。 几十分钟后，徐薇的手机响起，电话那头，一位中年男性劈头兴师问罪：「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女儿的问题？她一回来就躲起来哭，说后面那位明伦高中学生的问题，会比她的重要吗？」 甜美的笑容转为愁苦，徐薇傻了眼，不情愿道了歉。 现场２：台北市内湖某明星学校。 游泳池畔，五年四班的三十名学生下了游泳课，准备换装；泳池畔几位志工妈妈原本是来协助现场整理与秩序维护，但其中一位志工妈妈看到女儿出来，大步趋前，拿起吹风机吹起女儿的长发，「别著凉了，」妈妈压低了音量说话。 新趋势：过度介入、过度焦虑的「直升机父母」 这是一群台湾新生的「直升机父母」（helicopter parents），是历史上不曾出现的一批「过度介入」与「过度焦虑」的父母。他们像极了直升机，在孩子上空盘旋，无时无刻守望孩子的一举一动。 以目前五到十四岁的三百万孩童为基础，再加上学龄前与就读高中的一百多万学生，这群父母约有六百万（平均每对生两胎或一·五胎）。 这六百万的父母，大多数在一九六一到一九七六年阶段出生、解严前后接受大学或义务教育，被威权教育训练为学历至上的竞争动物，上最好的学校、争取顶尖的工作。 他们看到社会的转变，试图以不同于父母辈对自己的权威教养，创造出较民主或自由的「教养观」（parenting）。 但，在教养上，这群父母遭遇上了史无前例的两大挑战。 新教养：对「完美小孩」的期待 挑战一，少子化伴随的焦虑。在直升机父母的上一辈，多半有四到五个孩子分散父母注意力；但直升机父母的世代却最多只有两个小孩。最新的数据是，一位妇女生不到一．一二个。因此，家族的关注点全集中在少数孩子身上。 挑战二，第一代教改实验下的父母。直升机父母的孩子是未成年的学子或学童，是第一代教改的对象；做为教改实验父母，他们被迫与教改乱象共处，也在全球化无情竞争、就业市场不确定的环境下，教养下一代。 台湾教改十年了，创造了六百万名直升机父母。他们把教养当极限运动（extreme sport）。 从零岁开始的焦虑 这个极限运动从孩子一出生就启动。 星期三早晨，台北市的健宝园里挤满了一到两岁的小朋友等著排队进教室上课。孩子玩的游戏很简单，吹泡泡、溜滑梯、唱歌跳舞，希望透过吹泡泡增加手眼协调、爬坡钻洞训练肌肉与平衡发展。 四十五分钟的课程、费用七百元，但不少父母趋之若鹜；一旁陪玩的父亲拉开嗓门唱歌，好象是自己在上课，「我们的孩子要比别的孩子玩更多，」他说道。不少名人像陈孝萱、任贤齐等艺人也常亲自送小baby来上课。 这天，三十二岁的苏筱甯开著车，带著四岁女儿与一岁儿子，从桃园县经国路北上。早在女儿八个月大，她便上网蒐寻小baby可上的课程，「不想让她看电视成长。」 但桃园的教育资源显然无法满足她。到现在，苏筱甯一星期上台北三趟，除了健宝园，她还送女儿到唭哩岸游泳、上云门律动课程。 她每天一定帮两个小孩写成长部落格，「十个妈妈有八个都在做网页，很多是边上班边做。」她甚至为女儿设计精美的名片、每年带孩子进摄影棚拍照，很用心思照料。 以专案管理的方式，从出生开始启动孩子的各项学习，父母兢业提供各种刺激点，填满孩子的人生。为了满足父母的需求，市场上出现各种成人学习的「幼儿版」。 以往游学最多从高中生开始，但补习班与私立小学寒暑假推出各式「游学团」，一所知名私校甚至办了美国太空总署（ＮＡＳＡ）的科学游学团；还有从婴儿开始的皮纹性向分析，透过婴儿的指纹判断是艺术型或领导型人物的谘商……。 说穿了，父母就怕输在起跑点。 阳明大学教授洪兰曾目睹一位母亲这么带她的孩子：这位母亲从书上得知，要开展孩子的肢体，必须每一天让孩子接触硬软方圆或各种触感的材质；职业妇女的这位母亲为了「有效」运用时间，她拿了个码表，每二十分钟为单位，孩子玩完积木，母亲就捉起孩子玩沙坑，学习像按表操兵。 让孩子适性发展、给孩子多元的碰撞点，是天下父母心。只是一旦把学习当做军备竞赛，就成为过度介入的直升机父母。 不安与比较 位在台湾大学旁的一所小学，不久前由家长举办了一场联络学童情感的班级音乐会；孩子开心的表演才艺，但活动一结束，妈妈们就围著方才弹奏萧邦别离曲孩子的父母，问道：「你家儿子弹得真棒，从几岁开始学的？怎么练的？哪里位老师教的？能不能介绍一下？」 琴音流泄召唤的不只是欣赏，更伴随父母浓厚的不安与比较。少子化使父母对孩子的未来有「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赌注。 台北市教师会理事长柯文贤解释，以前一家如果有四个小孩，每个孩子分到的注意力只有四分之一。现在如果是独生子女，就得承受父母外加两对爷爷奶奶的关注，那是好几倍的期待与压力。 直升机父母的出现，其实显现现代父母内心对「完美小孩」（perfect child）的期待。 国家同步辐射研究中心研究员汤茂竹博士，忆起他当爸爸的那刻起，就梦想儿子能成为布袋戏里的「史艳文」：长得又高又好、功课第一、会玩会念书、心地善良，人人都爱戴。汤茂竹的儿子已经国一，他花了长时间自我探索，如今能笑看过往的谬想。 家长的迫不及待反映了心中深层的焦虑。 台塑生技董事长、近来大力提倡孩子读经的杨定一表示，「我们似乎认为，只要小时赢过身旁的人，就能在日后成为更有生产力、更成功的人，并以成人的观点，将就业市场的竞争、职场生涯需一帆风顺的那一套，拿来设计、评估孩子的课程。」 知识超挖，生活能力缺乏 直升机父母口说不爱升学主义，但他们却相信「爱＝让孩子成功」。而成功的定义是上好的公立大学、长春藤名校、有极强的人脉、过很好的生活。 虽然没有父母会否认行行出状元的价值，但他们还是无法避免用各种量化指标，判断孩子的成败。 以父母最在乎的英语为例，补教业者估计，台湾每年报名各类英检的小学生有四到五万人。补习班的广告也都打著「一年内要学会几千个单字」。 英语老师徐薇认为，真正的英语实力是孩子能轻松浏览英文网页或阅读书籍、与外国人互动。但台湾父母有「检定热」，拿到分数、证书才能安心。家长不由自主追求成绩、数字、级数。 对未来世界的恐惧、对台湾教改的没信心，强化父母必须花更多时间做有竞争力学习的信念。 不久前，徐薇趁著过年，为国中生加开初一到初五、早上七点半到九点的寒假英文特训班；没想到名额爆满，还有父母问她为什么不上到深夜十一点？ 「这是一个知识超挖的年代，」全国家长联盟秘书长陈松根点出这代父母教养的盲点。 陈松根说，教改十年，大学入学率达九成以上，研究所更超过两千五百所，孩子升学压力不减反增；「我们还以制造业的方式教育孩子，我们有没有问过，一个到高中的孩子，到底要给他什么？」 父母在十年教改过程中，为孩子设下「升学与学习的高标」，但却也带来更多无法逆转的后遗症。 四月一日，由前教育部长曾志朗、阳明大学教授洪兰为首的家长，将带领数十个全国家长团体，发起三万人签署「爱你一辈子」的承诺书，就是发现教改十年，父母还陷在「升学主义」的泥淖。 他们已经看到「知识超挖」对下一代、对台湾竞争力的影响。 例如，在知识上，台湾孩子学习的内容能应用在未来的，不到三○％；而每天超过十六小时单调的学习，根本无法出现创造的文化。这要使台湾的产业如何升级？ 孩子的身心健康却被忽略 此外，下一代的身心健康，也被过度焦虑的直升机父母忽略。 私立爱德幼稚园午餐时间，三到六岁的小朋友安静坐著吃饭，今天的主食是饭、青菜以及猪肉块，有小朋友看到这些食物直说不喜欢。 「孩子吃太精致的食物，甚至吃水果一定要果汁机打过，」汪慧玲认为，这都造成孩子咀嚼不足、牙床长得不好。（注：这也是儿童牙齿矫正比例升高的原因之一） 最新一期《康健》杂志针对国小四到六年级学童进行身心健康调查，结果发现有四成六的学童没有正常排便的习惯，其中有五成三以上的学童十点后才就寝。孩童明显缺乏良好的生活习惯。 但当问及家长晚睡的定义时，家长认为十一点到十二点后才叫晚睡。父母健康观念的薄弱，已彻底影响孩子为未来的人生储备体力。 二○○六年七月一日，瑞士籍人类学家大卫．史格纳（David Signer），以〈台湾的爱与寂寞〉（Love and Loneliness in Taiwan）为题，于荷兰报纸《Trouw》发表他停留台湾两星期的感受，文中谈及台湾人的教育观，直指核心。史格纳写著： 世界好像没有一个地方的孩子，睡眠像台湾孩子那么少。不少台湾人把自己称为「pm people」（夜行人）。大部份信息科技产业的人在晚间工作，因为这刚好是欧美客户的白天时间。 「pm people」的孩子和他们一起熬到午夜，一起吃东西、看电视、玩电玩。但是和大人们相反地，孩子又必须在早上七点起床……。 一位外国人类学者竟透彻剖析台湾父母对孩子生活教育的忽略。 进校园辅导学生十余年的光宝文教基金会的认辅志工团召集人吴银玉观察，这代父母和上世代最大的差异是：双薪、工时过长。 怕他不再爱我 家庭情况较好的，则是全职妈妈陪伴，父亲角色经常缺席。 白天，双薪父母把孩子交给学校与补习班，晚上八点或十点，各自拖著疲累的身体回到家；忙碌父母内心的愧疚，使他们对小孩生活习惯的建立，先行缴械。 在学习上，父母花钱请补习机构代替父母监督；但生活上，忙碌的父母为表达爱，又变身成为不敢要求、没有原则的「好朋友」。 父母的忙碌造成「教养的空窗」。 一位职业妇女母亲原本规定孩子每天玩计算机时间不超过一小时。但实施不到几天，就因就读小学高年级的儿子闹情绪不说话，她决定投降。「怕拿走孩子的计算机，他便不再爱我，」她的语气听来沮丧。 新校园：国民教育失能、亲子关系紧张 直升机父母带来的影响，不仅发生在家庭，也影响到校园。 民国八十三年开放师资多元，修满大学教育学程二十六个专业学分就可进国中教学、四十学分就可教小学。在教育界二十八年的校长蔡秀媛感慨，师资培育多元化后，国中小教师专业不足，地位一落千丈。师资结构改变教学现场，而直升机父母的增加也带来校园的质变。 一九九四年的四一○教改后，权力下放，家长积极进入校园；两千年初期，台湾各县市陆续明文规定家长会参与校园行政的权利。 都会区家长对学校的参与尤深。不少明星学区的家长具备「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位阶）条件，家长学经历优于老师是普遍现象。 一位校长无奈说，「许多高学历父母好像认为，只要曾当过学生、念到博士，就懂教育。」 家长力量有多大，看校园「爱爸爱妈」（爱心爸爸与爱心妈妈）志工团就知道。 以往的校园只有老师与学生，现在，校园里不但有家长会的办公室、从早到晚还可看见爱妈们在学校各角落帮忙。 以敦化国小为例，爱妈有三百多位，比老师人数还多；家长们为了确保孩子的安全，还出钱聘请七位保全，上课时在校内巡守。 目前许多国中小，每班多有家长代表、家长召集人，就像另一个正式组织，协助班级、学校运作。从班游、校游、学校制服设计、营养午餐的监理，都由爱爸爱妈协助。 师权低落，亲权高张 原本老师、行政、家长三种力量是要在教育专业、行政专业、家长爱的力量陪伴下，协助孩子健全的成长。但现在三方却互不信任，不乏家长过度介入，凌驾学校事务。 位在中科院、中研院、台湾大学附近的国中小校长、老师，都经常抱怨这些三高的「家长很难伺候」。家长介入老师的考题、教学方式，成为老师的上级指导。 去年底，零体罚规定纳入教育基本法，三读通过。台北市教师会理事长柯文贤认为，家长力量兴起，动辄挑战老师权威，不少老师为了避免麻烦，如今只教不管。 这些都促成教师的退休潮。民国九十年，公立国中小退休教师不到七千人。退休人数在九十三年达高峰，超过九千人。五年下来，已有四六七九三名国中小学教师退休。 师权的低落、亲权的升高，使教育体系两股最大的力量互不信任。 台北市民族国中校长姚荣华经常遇到父母说，「升旗是多余的，不要去晒太阳，在教室温书多好」；也有家长要求，校外教学时学生不得穿制服，否则要打宪法官司。 内外在竞争与不确定的环境，造就了直升机父母，而直升机父母又回过头对教育体制加压。这样的恶性循环，四十六岁的台湾杜邦总裁陈荣二感受最深。 陈荣二相信行行出状元，每个孩子都有他的秉赋；但他的小儿子在升上国一那年，曾有长达四个多月的时间，无法进教室，只要一被拖进教室就口吐白沫，脸色发白；陈荣二的妻子还因过度自责，从五十公斤瘦到三十五公斤，家庭曾陷入危机。他寻访中西名医，都查不出原因。他猜测可能当时儿子是不适应国中的升学压力。 虽然小儿子在四个月抗争后，终于回归常轨，但他几乎快失去儿子与妻子的痛苦，让他见识台湾教育制度，如何创造出焦虑的亲子。 「当台湾的父母和孩子真是太苦了，」这位管理七百多人的总裁谈起往事，还心有余悸。 新价值：找到属于孩子自己的成功 直升机父母就像启动教育食物链的改变，父母的观念改变了老师的态度，老师态度影响孩子的动机。 国民教育的功能萎缩了，而家庭亲子关系也变得紧张了。 研究发现，过度焦虑的直升机父母，也容易养出焦躁的小孩。 美国孩童发展研究中心指出，直升机父母经常会因孩子的成功或失败，而有过度的忧伤、哭泣，有较多负面的想法、较少的愉悦与生活满意度。 因为直升机父母不经意会愈飞愈快速、愈管愈多，深怕一减速，就摧毁自己与孩子的人生。 这是一场价值之战。直升机父母被困在一种爱的陷阱里。误以为爱孩子，就要为孩子扫除一切人生的障碍、帮孩子成功；其实，爱的价值是在帮助孩子找到重要价值。 「我们的痛苦源自没有真正接受自己的孩子，」陈荣二认为。一旦坚信孩子都是独立的个体、都有其价值，父母就能学会接受与放下。全国家长联盟里，所有的家长写下他们共同的反省： 当孩子诞生时候，我们就曾承诺要爱他一辈子，但，我们真的这样做了吗？ 教改十年，台湾创造了一大群「直升机父母」，在这个关键时刻，该是父母与社会回头自我检验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