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世纪的文化对话

新加坡在我们很多中国人、华人里，所代表的是一个效率、干净、进取、现代化的社会。如果今天西方还有人怀疑东方人、中国人、华人所代表的是落伍、愚昧、贫穷，那么请到新加坡来看看。 　　我在台湾参与的《天下》、《远见》杂志，每隔一段时间都有我们的同事到新加坡取经，让在台湾的中国人了解，如果新加坡能，为什么台湾不能？或者说如果是新加坡能、香港能、台湾能，允许我说 ：为什么中国大陆不能？这些当然都是我们关心的问题，可是今天我们讨论的重点是在经济与文化这一方面。 　　我跟林总编辑说，你请到了三位这么有成就的文化学者，把一个经济学家放进里头，我就变成了少数民族。也许这正是反映出新加坡人宽大的胸怀，总要有一个少数民族一起出现。 我在台下面看“文化对话”这四个字，“对话”这两个中文字是很可爱的，可以有很多解释。“对话”可以解释为面对面地对谈，也可以说我一个人面对21世纪谈，或者面对19世纪谈，或者面对不同的国家、空间谈。可是我是念经济的，就把题目定位为经济和文化的对谈。 ◇ 日本与四小龙经济成长惊人，反映在它的实质面与基本面 　　首先，我把今天要讲的结论先提供给诸位。这个结论是：亚洲的经济成长是因为经济的基本面、实质面的改善，导致了社会的改善和进步。这么多年来，日本与四小龙都有非常惊人的经济成长，反映在 它的实质面与基本面。 　　文化因素所扮演的角色，就正如成功男人的背后会有一个成功的女性，这个成功的女性就是文化因素。文化因素尽管好像是后座，可是它扮演的就是这么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是一个男人不成功，我们很少提出因为受到背后女人的影响，这也就是为什么讨论到一些国家出现问题时，也很少说今天的亚洲金融危机是因为那个地区的文化出了毛病。所以，当成功的时候，文化因素是得到掌声的；当经济不成功的时候，大家对文化因素是很容忍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很微妙。 　　那么，如果是讲到“经济成长”是实质面的成功与进步，那么“经济波折”是怎么解释？经济的波折是来自资产面、投机面，我们熟悉的名词叫做“泡沫经济”。经济波折是反映出泡沫经济的作祟与崩溃。 　　我们念经济的人比较关心的是长期的问题。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你所关心的是下一秒的股票升降；如果你是一个经营者的话，你当然关心明天的销售额会是怎样？如果你是一个从政者，你关心的是下一届的选举；但如果你是经济学家，你关心的是一个长期的经济成长，而不是明天、后天汇率上升多少，股票下跌多少。所以当我到了新加坡，一些媒体硬要来采访我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大部分的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是不敢预测明天的股市是怎样，这不是我们的专长。但发生之后要我们解释，我们倒可以讲得头头是道。 　　诸位也许听过这个故事，一个美国的小孩跟他的同学在谈爸爸的职业时说，我爸爸的职业是全世界最好的职业。人家说怎么回事呢？他说，我爸爸60%的时候是错的，40%可能是对的，错的时候没人记得，对的时候受人称赞。人家问你爸爸干吗的？他说：天气预报。那么经济学家的记录，我想比气候预测还要差。 　　所以经济诺贝尔奖得主、麻省理工学院的退休教授Paul Samuelson讲过一句名言：“如果你想要做预测的话，你要不断地做预测。”——不断地改进你昨天做的预测是错误的。但绝大部分的经济学家都不敢做预测，包括我在内。所以我愿意谈的是比较长期的经济成长问题，及经济的波折问题。 　　刚才我说新加坡代表的是效率、干净、高度的竞争力，综合来讲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今年5月份，台北《远见》杂志做了一次问卷调查，问全世界都市规划的专家以及台湾的经理阶层，请他们来评估全世界最适合人居住的城市(Livable Cities)。问卷回来之后，根据我们统计，第一个是旧金山，第二个是巴黎，第三个是纽约，第四个是京都，第五个是维也纳，第六个是新加坡。然后我们再做了分类，请台湾的经理阶层来评估三个亚洲Livable Cities，第一个是新加坡，第二个是香港，第三个是东京。当《远见》登出这个之后，我们注意到《联合早报》非常快地转载了这个结果。 　　去年2月份的时候，我跟另外两位教授专门到香港、南韩及台湾，做四小龙竞争力的比较。按照瑞士IMD（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International Management Developemnt）全球竞争力的排行榜，在过去五年前三名都没有变化过，第一名是美国，第二名是新加坡，第三名是香港，第四名过去是日本，现在已经下降了。为什么新加坡一直是第二名，香港一直是第三名，台湾在16与23名之间升降，南韩在台湾之后。我们专门到这儿来拜访一些政治首长及民间领袖，《远见》杂志也利用这机会专访了李光耀资政。在那次研究报告中指出：新加坡竞争力高的关键因素，除了政府效率外，新加坡有非常好的投资环境、非常好的生活品质，这一些也正反映在今天是礼拜天，还有那么多朋友来听演讲。 不到500天，我们就进入21世纪，我们要不要很快地回顾一下，20世纪刚开始的时候，是怎样的景象？如果您是一个中国人，像我生在中国大陆，又到台湾念书，然后又到美国去念书与教书，可以说是海外华人。1900年8月份的时候，如果您打开那个时候的美国《纽约时报》，你就会发现那几天国际间最大的新闻是八国联军攻打中国，而在8月中的时候就攻占了北京，颐和园火烧了。所以就是为什么你要看一些中国古物，要跑到英国的博物馆。20世纪的第一年，对中国是非常残酷的，中国本土是被八国联军攻陷，台湾被日本占领第五年，香港仍然受殖民统治，新加坡当然还没有独立。所以在那个时候的中国也好、中国人也好，在西方世界里面所代表的当然是落后、愚昧、无知、懦弱。可是到了20世纪快结束的时候，你放眼中国人与华人的天下，全世界的人不得不对我们另眼相看。新加坡也好、台湾也好、香港也好、中国大陆也好，都已经受到了不同程度的重视或尊敬。所以这是一个一世纪的大转变。诸位也许记得在1996年，奈思比(John Naisbitt)写了一本很受欢迎的书叫作《亚洲大趋势》，里面预测21世纪是以中国为主，以华人网络(Overseas ChineseNetworking)为主的新世纪，他把这两个变成21世纪的主流。书里头也说过，公元2000年是中国的龙年，龙年在中国代表的是权威、领导，所以中国人在21世纪是一个会受人尊重与重视的民族。可是预测与事实常会有转折，转折就发生在去年7月开始的亚洲金融风暴。 ◇ 地中海是昨日之海　大西洋是今日之洋，太平洋是明日之洋 　　也许我们再回述一下，在这个20世纪初的时候，美国有一位国务卿名叫John Hay，他讲过一段很有名的话，大家都常常引证它。他说：“地中海是昨日之海，大西洋是今日之洋，太平洋是明日之洋。”我们把这话引伸，就是说19世纪是地中海周边国家的世纪，20世纪是大西洋周边国家的世界，21世纪是太平洋的世纪。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亚洲经济成长当中，最耀眼的明星是从日本开始。我们知道，日本和德国是战败国，这两个国家从1945到1960年，在15年时间，一个在欧洲，一个在亚洲，又变成两个经济非常强的国家。今天没有时间讲很多为什么日本经济复兴。哈佛大学傅高义教授写过一本很有名的书，在日本是很畅销，远比在美国畅销很多，我们台湾也有翻译本，这本书译作《日本第一》(Japan AsNo.1)。在这本书里，傅高义教授当然非常非常称赞日本在各方面的成就。日本人大体而言，非常热衷引进外国的技术，日本劳资关系的合作性多于对立性，日本的商社又非常迅速而有效地收集全世界的情报，然后日本又有一个非常亲企业的金融体系，所以他们很容易借到资金，也常常可以得到低利的贷款。 ◇日本文化里　有强烈危机意识与使命感 今天我们讲文化，那么日本民族的文化性格，在很多方面，非常有助于经济的发展。日本人是重视教育的；日本人是勤奋的，而且是很节俭的，有非常高的储蓄率。日本是有高度适应性、模仿性的，而且，也许是最重要的，在文化因素里面，日本有强烈的危机意识与使命感。当Sony一直是全世界No.1厂牌的时候，Sony的总裁在任何场合都讲：“我们的产品不要让人家来淘汰，请人家来淘汰我们的产品的时候，我们不是No.1。我们一定要自己实验室里的产品来淘汰我们的产品，我们才能永远保持第一。”所以那时候每一个人都为他那种精神所感动。可是事实上日本也有它的问题。它的泡沫经济，从1990年代初发生到今天，几乎有七、八年的时间，就在这个之前，也有人指出，我们不要那么样地崇拜日本。另一位哈佛很有名的教授MichaelPorter（迈克波特教授），专门研究产业竞争力，他去年4月份的时候，应台北的行政院院长连战先生之邀到台湾来，做两次演讲。他说Japan不是一个Japan，他说他在写一本书，书的名字暂时订为“TwoJapan”（《两个日本》）。他说傅高义教授讲的那个日本，是一个现代化的外贸导向的日本，可是日本也有很传统很封闭的、很自我中心、很不竞争的另一个Japan，它是一个dual economy（双重经济）。 ◇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　是以增值来增加输出 波特教授还告诉台湾的政府官员，任何政府的政策如果是要以贬值来增加输出的话，这是表示这个经济是竞争力弱的。他说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是要增值来增加输出，而不是贬值来增加输出。他这话讲了一个礼拜之后，我到上海去。汪道涵先生在上海和我们见面，他的资讯很快，他说我从台北的报上看到你们请了Proter教授去，报上说那场公开的演讲付了7万美金。我是那场的主持人，我不便说出真正的数字，但是7万美金这个数字是只嫌低不嫌高。然后我马上告诉汪先生，我说你不需要付7万更多的美金请他来演讲，你给我两、三分钟，我可以把他最精要的话告诉你。我说：“Proter教授，你能不能用最简单的话告诉我们今天的听众，为什么美国的竞争力一直是世界第一？”Porter教授很幽默，他说两个字——“Open Society”，开放社会。如果一个社会是开放的，它一定是多元的；如果它是多元的，全世界的人才都走向美国，全世界的资金走向美国，全世界的科技走向美国，全世界的商品、产品走向美国，全世界的资讯走向美国。没有一个国家像美国这么容易吸引人才、科技、资讯、产品、劳务。事实上，很多人说21世纪还是美国人的世纪，不会是东方人世纪，不会是Overseas Chinese Networking，为什么不是？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有更开放的社会。 ◇亚洲经济泡沫破了　有两个基本因素 　　从去年7月份开始到今天，全世界都关心亚洲的金融风暴。我看过好几篇李光耀先生的英文演讲，他在香港的、日本的以及他在媒体的专访，我觉得他分析得十分的好，我想诸位都看过，就不重复了。不过我想从“泡沫经济”这个名词来解释这次的风暴或危机。这个“泡沫经济”(Bubble Economy)，最简单的解释就是在它发生的时候，经济体系中的资产跟其他一些投机商品的价格，突然之间就发生了巨大的变动。这里面最最显著的当然就是股票市场，然后是房地产、汇率、黄金价格，甚至珠宝与艺术品，当然大家讲得最多的还是汇市与股市。在我们经济学里头有一个叫“痛苦指数”(Misery Index)，“痛苦指数”是说把这个国家的失业率加上通货膨胀率。现在如果把股票的下降率再加上汇市的贬值率，也许我们可以创造一个新的名词，称它为“新痛苦指数”。“新痛苦指数”上升时，一般而言不痛苦，我们要注意的是它的下降。汇率的下降再加上股票的下降，当然是new misery，这就是“泡沫经济”产生的后果。按照我们这个说法的话，在过去一年中，最严重的是印尼，达117%，它的币值跌了78%，它的股票也下跌了40%左右。这个资料是台湾官方计算的，曾去年的6月30日到今年的5月25日，将近一年的时间计算。在9个国家与地区里头，印尼是倒数第一，台湾是最好。台湾的“新痛苦指数”是25%，新加坡还算好，为47%（参阅附表）。 　　为什么泡沫经济会发生？两个基本的原因：一个是市场的资讯并不是很灵通，以及经济的活动失去了平衡；另外一个就牵扯到人性，就是每一个人都有一些投机的心理，都有一点贪的心理，都希望在短时间可以发财。 讲到这里，让我来引述一位美国教授Paul Krugman，他在MIT（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Institution Technology）教书，他认为亚洲的高度经济成长是不能够这样持续下去的。他的说法是：亚洲的经济成长基本上来自劳动力与资本，一个长期持久的成长必须来自于技术的改进与技术的突破。他认为亚洲没有这个本事。很多经济学家并不同意他的观点。我个人的看法是他太低估了我们东方人的智慧，这没有民族意识在内，我觉得我们中国人也好、亚洲人也好、华人也好，当然是有本事可以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我举一个例子给诸位听，台湾最近这几年来外销成长最快的就是高科技业。如果你有时间到新竹科学园区去参观的话，你也许会觉得这个园区很了不起，有这么多高科技的运用以及相当成就的突破。台湾半导体方面，现在有两个非常著名的高科技公司，一个叫台积电，张忠谋先生任董事长；另一个是联电，曹兴诚是董事长。有一次在曹先生家里，他跟我讲，如果我家里桌上放两堆东西，一堆是晶片，一堆是黄金，同样的面积放在一起。他说如果是传统的小偷，一看到这么一堆黄金一定好高兴就拿走了。他说这个人没有现代科技知识，他该拿的绝对不是那堆黄金，而是等面积的晶片(chips)，那些晶片比黄金更值钱。我跟他开玩笑，如果小偷既传统又懂科技，两样都拿走当然更好。也许20年以前大家都知道王永庆先生，他代表传统工业点点滴滴的管理，现在的张忠谋、曹兴诚、施振荣等代表高科技，透过研究发展、合并采购，然后打入国际市场。台积电这个公司一年创造了200亿台币的利润。最近我们“天下文化出版公司”出版了他写的书叫《张忠谋自传》，他自己花了400个小时完成这本书。这本书在台湾非常畅销，半年左右发行了近10万本。有位记者就给他算这花了400小时，他的机会成本是8亿台币，因为他把这个时间不写书，用于他的事业，钱可以赚得更多。台积电有5000位员工，去年台积电平均每位员工分到10万美金的红利。 ◇凡是没有才不得不发展 　　让我综合一下日本与四小龙的经济成长。第一个，他们多是采用市场经济；第二，他们的中小企业非常蓬勃发展，而且很有创意，很有生命力，愿意冒险；第三，政府相当程度地、很健康地参与。这些国家是非常欢迎外资，而且有相当好的投资气候；这些国家基本上都用外销策略，就是怎么样把产品外销出去。 　　再进一步说，一个国家如果它要有一个长期的健康的经济成长，它的资金来源最稳妥的、合适的方法，不是来自于贷款、援助、IMF（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配套，而是要来自国内老百姓的储蓄。所以关键是这个国家如果有很高的储蓄率，那么这个国家就有投资的资金；如果有很好的投资，而又发展高科技，就会变成一个良性的循环。 　　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个国家本来就是落后的，它的所得本来就低的，那么怎么可能有储蓄？饭都吃不饱，哪有钱省下来？这就是所谓贫穷的恶性循环。怎么样打破这个贫穷的恶性循环？我记得1959年我从台湾到美国去念书，我去念经济发展。那个时候经济成长(Economic Development)是美国最热门的学科，班上二三十个研究生里头，一半以上来自于落后地区，那时候还不叫开发地区，叫落后地区。我们这些学生叫foreign students，不叫international students，现在都比较客气了，叫国际学生、开发中国家。学生里面有韩国的、台湾的、香港的、新加坡的，还有印度的。一位美国教授说：“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要有资金；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人口要控制；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农业要进步；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政治要民主；你们国家要发展的话，资源要丰富。”他的话似乎没有一句不对。可是如果你敢问他的话，你就会说：“如果我们的国家都有这些的话，它还落后吗？我们所以落后就是既没有资金，也没有科技，也没有人口政策，也没有民主体系，所以请你告诉我们怎样才能打破这个贫穷的恶性循环？”新加坡有资源吗？没有；台湾有吗？没有；韩国有吗？也很少；香港也没有。所以相反的，这些传统的经济理论，以为要拥有这些才能够发展。现在一个更具有说服力的说法是：“凡是没有，才不得不发展；有，反而就懒惰。”想想不是没有道理，有些国家人口不多，土地很大，资源很丰富，但至今还没有发展。这一种社会的迟滞与经济的落后，文化因素扮演一个很大的角色。从文化层面来看，新加坡、台湾、韩国，这些地区在发展过程中有非常强烈的危机意识。台湾的对面是中国大陆；南韩对面是北韩；新加坡的对面我就不说了，大家都有很强烈的危机意识。如果不努力的话，真的就可能被对方或在地球上、或在地图上消灭。这么强烈的使命感，加上我刚才所说的，基本上我们的传统价值是很节省的、很努力的、苦干的，又重视教育的，重视家庭的。所有这些造成了一种安定的、和谐的局面，一个自我努力与相互帮助的局面。所以一边有健康 的经济因素，一边有助于经济发展的文化因素，基本上就造就了四小龙的发展。 ◇举债过高就产生信心与货币危机　危机产生除了近因也有远因 　　我再把现在的东亚金融风暴稍做说明。最基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如果一个国家的货币，比如说泰铢，采用固定汇率，如果竞争力下降，而不调整汇率，就产生币值高估，就会发生经常帐上的赤字，所谓“逆差”就会产生了。产生逆差怎么办？向外国借钱，大部分是短期借款。借的钱如果超过一定的比例的话，就会产生信心危机与货币危机。所以一旦外国人来袭击这个货币，而又没有力量守住，就会发生国际信用的崩溃。 一个危机的产生也还有它的远因。这个远因就是政府部门跟金融界及大企业之间的相互关系太亲密了，这里流行的名词好像是叫“朋党主义”。当很容易借到钱时，很容易把钱做错误的投资，就容易产生巨大的亏损，然后钱还不出来时，就变成破产，也就变社会问题。现在回头来看，如果这些国家有严格的法制、严格的金融检查，没有那种不正当的官商勾结的关系，货币没有被高估，有一个流动的汇率，此外，这个国家有很好的储蓄率，有很好的竞争力，当然就不会产生这种金融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新加坡、香港、台湾跟中国大陆基本上比其他地区来得好。 ◇中国不使人民币贬值　其国际地位已超越了日本 　　我讲一两句有关中国大陆。我觉得在这次金融风暴中，中国大陆的表现非常值得称赞。它能在周边这么多国家，特别是日本也采取日元贬值的时候，中国能够挺得住说：我们要尽一切的力量维护人民币，包括港币。当然，日元在三天之前一泻千里，曾经到一块美金到144。所以，北京第一次放出讯息：如果日元再这样大贬的话，也使北京不得不考虑要不要坚守人民币。我觉得这个讯息很好，使日本也稍微紧张一点，也使美国不得不有些紧张。因为这么大的一个国际负担，要让中国大陆一个人来挑，这个要求是太重了。那么经过这件事情，诸位问我日元再大贬值可不可能再产生，我不知道会不会再发生，不仅是我不知道，我相信克林顿总统也不知道，日本银行的总裁也不知道。假定这个危机慢慢慢慢开始下退，或者日元能够稳住在125－130左右，人民币正如他们的领导一再说的不贬值，那么我相信，整个的东南亚危机基本是可以稳定下来了。如果稳定下来，中国一定在新的经济秩序里头得到了一个新的地位。因为中国大陆也可以贬值，中国大陆一贬值的话，可以抵消冲淡掉所有邻近国家的贬值，造成邻近国家经济会更恶化。可是今天中国大陆愿意牺牲自己，减少它的经济成长，动用它的外汇存底，来维护这个地区的经济安定，所付出的经济代价会得到很多的尊敬。按照GNP（gross national product，国民生产总值）的size，美国第一大，日本是第二大，中国是第三大。但是经过这次经济洗牌之后，人民币果如他们所说的不贬值而稳 定下来的话，在国际人士的心目中，中国就超越了日本在亚洲的地位，展现了做一个经济大国，应当要有的自我牺牲与节制。 ◇经济成长不是终极目标　它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 　　我最想要强调的是：怎么样来构建一个比较平衡的社会。一个平衡的社会不能靠经济导向，也不能单单是科技导向；它里面当然综合了经济的、科技的、文化的、艺术的。我们大家都知道中国传统中的五伦，规范了当时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等关系。在台湾，李国鼎先生提倡第六伦，就是人与陌生人的关系，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团体的关系。 　　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在现代社会里需要建立的关系。举一个例子，上公车如果彼此认识就好客气，碰到陌生人的时候，就不客气争先恐后。如果说“五伦”是小爱，“第六伦”就是大爱。今天一个现代社会里头，确实都应当提倡第六伦这种大爱。我常常有机会说，尤其是我们念经济的人，不要以为一个国家的经济成长是它的终极目标；它不是终极目标，它是一个过程，它最后的目标是要改善人民的生活品质。我曾经说过1997香港回归中国之前，香港有很多的跨国企业考虑转移办公地点时，居然没有一家到台湾。为什么没有？是因为台湾的生活品质不是那么理想。台湾的人很勤奋，台湾的每人所得1万3000美元也不差，台湾的教育也还普遍，台湾的社会也多元，关键是生活品质不理想。什么叫生活品质不理想？举几个现实的例子：打开的自来水是不能生饮的；交通是拥挤的；空气是污染的；地下水是没有处理好的；睁开眼睛是不容易看到蓝天的；各种牌子上都是中文字看不懂，这就是一个还没有到非常高的生活品质的社会。所以经济成长是个过程，其目的是要变成一个有高品质生活的社会。干净的社会是从外到内。 　　我还要提醒自己，不要把这个G变成garbage（垃圾），N变成noise（噪音），P变成pollution（污染），所以GNP变成垃圾、噪音和污染的综合。我们要把它改写一下，GNP变成Great Neat Place。我的一位朋友把它译成“人间净土”，似乎有点宗教味道；我就给它勉强译成“一个干干净净的社会”。我觉得每一个国家要构建的是一个Great Neat Place，是个干干净净的社会。干干净净不是有形的没有垃圾脏乱，而且还包括决策过程要干净，心灵要干净，财团、银行及官员间的关系要干净。是物质上的，也是精神上的；是可以看得见的，也是看不见的，这个才是一个比较理想的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