贬抑“女郎诗”何偏颇之有？（转）

金代的文学家元好问（1190——1257；字裕之，号遗山），文学创作，特别是诗歌创作的成就，雄冠一时；同时，在诗歌理论上也自有卓识，其中《论诗三十首》便是最为杰出的代表之作。这三十首诗，以组诗的形式评论了从汉魏到宋代千百年间许多重要的诗人和几个诗歌流派，并揭示了自己的诗歌理论主张：推崇建安，鄙弃齐梁、西昆和江西；发扬自然清新，反对堆砌雕琢；提倡刚健雄豪，贬抑肉糜纤弱……立论精当，一向为世所称。 　　但是，历来也有不少人认为他的一些观点也失之偏颇。如其中第二十四首便是一例： 　　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始知渠是女郎诗。 　　此诗的一二两句为宋代秦少游（即秦观，字少游、太虚，号淮海居士）的《春日》诗。其全诗是： 　　一夕轻雷落万丝，霁光浮瓦碧参差。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 　　又是“轻雷”，又是“万丝”（细雨蒙蒙），诗的一开头便给人们以一种无比的和美之感。次日清晨（按：一作“卧晚枝”，一作“卧晓枝”。从诗的第二句“霁光浮瓦碧参差”看，应以作“卧晓枝”者为是），夜雨初霁，朝阳照在碧绿的琉璃瓦上，反射出层层绿光，庭院里那带着夜雨的芍药象多情的少女泪眼盈盈，那娇媚无力的蔷薇象柔弱的少女横卧在那里，一派绚丽的阳春美景之中充满了无限的生机。平心而论，这是一首写得很不错的诗。 　　可是，元好问却把秦少游的这首《春日》诗拿来与唐代大诗人韩愈（号退之）的名作《山石》诗（“山石荦确行径微，黄昏到寺蝙蝠飞。升堂坐阶新雨足，芭蕉叶大栀子肥……”）相比较，以借韩诗的刚健雄浑来贬抑秦诗的纤细柔弱。显然，元好问是很不喜欢这种诗风的，这与他的诗歌理论主张是完全一致的。 　　秦少游为苏（轼）门四学士之一，是北宋时候著名的婉约词派的大家。他的词多写男女情爱和身世感伤。他的诗也写得很不错；但是，从内容和风格说，一样“诗如小词”（见宋代《王直方诗话》）。还有，南宋敖陶孙在《臞翁诗评》里也说过：“秦少游（诗）如时女步春，终伤婉弱。” 　　元好问对于秦少游“女郎诗”的批评，不可能不受到这些前人的影响；但是，他的观点主要还是秉承了他的老师王中立。对此他在《中州集?拟栩先生王中立传》里说得很清楚： 　　予尝从先生（即王中立）学，问作诗究竟当如何？先生举秦少游《春雨（日）》诗云：“‘有 　　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晚枝’，此诗非不工，若以退之‘芭蕉叶大栀子肥’之句较之，则《春 　　雨（日）》为妇人语矣。破却工夫，何至学妇人？” 　　从文学史上看，对于纤丽柔弱的诗风——也就是元好问所说的“女郎诗”的诗风——的批评，早在南北朝时候就已有之。如梁代钟嵘在他的《诗品》里就批评过张华的诗说：“恨其儿女情多，风云气少。” 　　可是说来也怪，在元好问之前，这么多人批评纤丽柔弱的“女郎诗”诗风，却从来未见有谁出来理论过，说是批评得不对，说是一种偏见；而元好问此诗一出，许许多多的批评者们的非议就接二连三而来了： 　　明代瞿佑《归田诗话》说：“元遗山《论诗三十首》，内有一首云：‘有情芍药含春泪’云云，……然诗亦相题而作，又不可拘以一律。如老杜云：‘香雾云鬟湿，清辉玉臂寒。’‘俱飞蛱蝶元相逐，并蒂芙蓉本自双。’亦可谓女郎诗耶？” 　　清代袁枚《随园诗话》说：“元遗山讥秦少游云：‘有情芍药含春泪’云云，此话大谬。芍药、蔷薇，原近女郎，不近山石，二者不可相提而并论。诗题各有境界，各有宜称。”接着，他在举了瞿佑所列举的杜诗之后又说：“韩退之诗，横空盘硬语，然‘银烛未销窗送曙，金钗半醉坐添春’，又何尝不是女郎诗耶？” 　　袁枚在《随园诗话补遗》中又说：“余雅（最）不喜元遗山论诗，引退之《山石》句，笑秦淮海‘芍药蔷薇’一联为女郎诗，是何异引周公之‘穆穆文王’，而斥后妃之‘采采卷耳’也。” 　　另外，在清代，更还有不少人以“论诗绝句”的形式来非议元好问对秦少游“女郎诗”的批评。如： 　　薛雪《一瓢诗话》说： 　　先生休讪女郎诗，山石拈来压晚枝。千古杜陵佳句在，云鬟玉臂亦堪师。 　　王敬之《爱日堂诗?读秦太虚淮海集》说： 　　异代雌黄借退之，偏拈芍药女郎诗。诗心花样殊今古，前有香奁知不知？ 　　于源《镫窗琐话》引朱梦泉的诗说： 　　淮海风流句也仙，遗山创论我嫌偏。铜琶铁绰关西汉，不及红牙唱酒边。 　　对于元好问的非议，前人是如此，可现在又如何呢？结果，依然还是有不少人在那里跟着前人亦步亦趋，人云亦云，重复着前人的老调。有人说：“元好问论诗多从其艺术观点出发，评定优劣，决定取舍，有时也不免有偏颇之处。”有人说：“元好问……批评女郎诗实在是一种偏见。”有人说：“应该百花齐放，我们不能象元好问那样只要‘山石’而不要‘芍药蔷薇’。”等等，真是不一而足。 　　从上述古往今来这么多的人都认定元好问对秦少游“女郎诗”的批评是失之偏颇，是一种偏见，那么“盖棺定论”应该是铁板钉钉，无庸置疑的了。但是，今来古往这样的事太多了：没有非议的事，未必就一定是对；而有非议的事——甚至是向来许多人几乎是异口同声所非议的事，未必就当真是错了，我认为元好问对秦少游“女郎诗”的批评便是这样。 　　毫无疑问，诗应该有种种风格，有豪放的，有婉约的，有深沉的，有晓畅的……，在通常的情况下，很难说哪种风格就一定好，哪种风格就一定不好。如果说在我们的诗歌百花园里，只是一种风格，一副面孔，一种样式，一个腔调，独此一家，别无分店，那岂不是一花独放，大杀风景了吗？但是，在某种特定的情况下，问题可就往往未必是这么简单了。 　　孟子在《孟子?万章下》里说：“颂（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论其世也，是尚友（与上古人为友）也。”简而言之，就是要“知人论世”——要正确地评价一个历史人物及其观点、作品等等，就得了解当时的时代背景。其实，马克思主义也是这样告诉和要求我们：看一个历史人物，及其思想、观点、作品等等如何，必须要把他（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考察。不言而喻，对于元好问，以及对于他批评“女郎诗”的观点，也同样应该是如此。 　　说到这里，我想先岔开去说两个例子。 　　宋代陆游在其《跋花间集》中说： 　　《花间集》皆唐末五代时人作。方其时，天下岌岌，生民救死不暇，士大夫乃流宕如此，可 　　叹也哉！或者亦出于无聊故耶？ 　　有人说陆游此论有偏，说他忽略了《花间集》的选编者和作者中的绝大多数都生活在当时的后蜀和南方，而这两地“因为山川阻隔或僻远，没有卷入中原战火，得以苟安一隅，仍然过着歌舞太平的日子……”对于这一点，陆游可能是忽略了。但是，陆游所生活的年代正是民族矛盾激烈、国势岌岌可危的南宋，由此及彼，他对唐末五代时出现的这些浓艳香软的作品，自然十分敏感，因而对其提出了非议。谁能说陆游的这种非议没有它的道理呢？ 　　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至“五四”前后，反帝反封建的潮流汹涌澎湃，而当时的一些“鸳鸯蝴蝶派”们却在那里大写特写才子佳人之类的哀请小说。这样，当然毫无疑问的要受到新文学工作者们的严厉批判。试问，又有谁能说这种批判不对、不应该呢？ 　　现在回过头来再说元好问和他对“女郎诗”的批评。 　　历史告诉我们：金代“明昌、承安间，作者尚尖新……其诗大抵皆浮艳语……南渡后，文风一变。”（刘祁语）元好问是力反这种浮艳诗风的，而且在扭转这种诗风，使诗歌创作回复到现实主义的正道当中，他是一员急先锋。 　　历史又告诉我们：元好问所生活的年代，是民族斗争激烈、战火连绵不断的年代。他的 　　《论诗三十首》作于他 28岁之时。在此之前，他亲眼目睹了战争给国家、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痛苦和灾难。如宣宗贞佑二年（1214年）三月三日，蒙古军队屠杀他的家乡忻县城，死者达十余万人，他的哥哥元好古便在此时遇害；而他自己也为躲避战争和杀戮饱尝了颠沛流离之苦。因而，他的诗总是充满了厌恶战争和反对侵略的民族激情与豪放气概。这样，他所以贬抑“女郎诗”也就不言而喻了。 　　世界上任何一种事物，都具有某种排它性；世界上任何一种观点，都决不可能不偏不倚。在许多时候，许多情况下，一种事物，一种观点，往往正是因为它有某种排它性，有一定的偏倚，才更加显示出它的正确性来。毫无疑问，元好问对于秦少游“女郎诗”的贬抑，我们也正应当作如是观才是。 　　对于历史上的任何人、任何事，都必须坚持“知人论世”唯物史观，即把他（它）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来观察、来评论。否则，尽管说得振振有词，说得头头是道，说人失之偏颇，说是一种偏见，可到头来真正失之偏颇的、偏执己见的不是别人而只能是你自己。难道事实不正是这样吗？ 　　我曾经就此写过一首小诗，现将其抄录如下，以作本文结尾： 　　遗山贬抑女郎诗，数百年来人尽嗤。是是非非怎生说，知人论世自然知。 　　——本文收在《白日雌黄》，近来作了一些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