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十一城市生命解码：石家庄原本

对于石家庄最初的描述，除了依靠有限的文献记载和实物证据，当下还需要更为具体的线索和无限的想像。 走近当初的石家庄，我们有幸得到李惠民博士的指引；1954年出生在石家庄的李惠民现任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正在做石家庄城市兴起与社会变迁的课题研究。 一、1863年·蕞尔村庄 公元1863年，在当时的直隶省真定府获鹿县留营社石家庄村民，纪年称呼是大清同治二年。对于一个“县东南三十五里”的偏僻蕞尔村庄的大多数村民而言，春耕夏管秋收冬藏的田园生活仍然是这一年的常态，与往年相比年景也平平常常。 不过从私下里传递过来的消息中，人们还是隐隐约约听说天下远未像平常感受到的日子一样太平祥和；英法联军、太平天国、捻军、白莲教、宋景诗……有的已渐成旧事如云烟散去，有的也因时空相隔正远离私议话题，然而就在获鹿县境，时有不怕砍头的村民聚众与官府作对。 上一年，即1862年的12月，直隶境内试办保甲制，是不是可以看作天下不太平的一种旁证呢？保甲制度始于宋朝王安石，他主张“变募兵而行保甲”，借以维护封建统治。 1863年的九月，紧张的秋收到来前夕，石家庄的村民也见到了办理保甲事务的官府差员。这些差员由“各牌乡长”组成，他们挨门查点，一一询问，对各家的基本情况，如人口数量、性别年龄、耕种田亩、住房情况等等进行登记造册。 这份名为《石家庄保甲册》的档案保存下了石家庄当时相对真实的信息：全村共94户308口人，共15个姓氏，殷姓和于姓是村里的两个大姓，前者有27户，后者有21户；除了这两个大姓，村里还有刘、芦、尹等小姓人家。94个户主中，93个户主为男性，只有一个女户主———不能不让人往当时普遍存在的男尊女卑的社会现实联想。 男耕女织的农业社会，拥有土地很大意义上便意味着拥有了财富。在1863年的石家庄，于中谋家拥有耕地最多，有28亩。房屋同样是财富的象征，全村拥有住房最多的是尹永庆和于孝两家，各有12间。我们想知道的三户人家日后所经历的绵延传承和人事沧桑，却只能淹没于关于三户人家的仅有的“三言两语”。 1863年，在石家庄这个天高皇帝远的平原小村，人口最多的一户人家有11人，年龄最大的村民是一位85岁的老人。 在河北广播电视大学教授李惠民博士看来，完成于1863年九月“各牌乡长挨门查造”的《石家庄保甲册》极为珍贵，“终于可以帮助我们揭开一百四十年前石家庄的面纱，进一步了解和认识早年的石家庄”。他说，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环境中，循环往复地劳作使人们多有安逸之态，石家庄村民追求邻里安宁，然而乡村社会秩序不可能一直都是风平浪静。 我们再回到1863年的石家庄。官府挨门查造保甲册的行为很快过去，在石家庄当时的生活中这不过是一次没有浪花的涟漪，在村民们眼里不过是锣鼓点烘托下走出的过场，连作助兴的谈资都不够格。 习惯了安静的小村生态的村民们，这一年仍然安于他们波澜不惊的恬淡生活，像所有靠土地靠天吃饭的村民一样，那个时候他们最大的希望是在未来的光景中，会有比眼下更多的风和日丽风调雨顺相陪相伴。他们修造的烧香还愿的庙宇，供奉有老母、关帝、龙王、玉皇大帝等诸路神灵，每逢初一十五，他们会进去烧上几炷香火，祈求神灵保佑。 15年后，清光绪四年的《获鹿县志》对石家庄的村容村貌有过这样的描述：“街道六，庙宇六，井泉四”。我们推断，总体上，在石家庄仅有的1.5平方公里左右的土地上，1900年以前，村民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忙碌而有序；每逢邻村集市，可去赶集，东面的休门阴历四、九集，西南振头的集市在阴历的二、七日———两村离得都不很远，一个不到两公里一个不到四公里，一天都能打个来回。有村民赶空儿或许还会跑趟远路，比如到村西北方向的上京村，那里有座远近闻名的毗卢寺，寺内明嘉靖十四年立的一块“重修毗卢寺碑记”上还有石家庄的村名呢。 通往外面世界的道路那时候多数是人行便道，只有去往县城的还宽一些，能走马车和牛车，外面正在发生着变化的世界，对石家庄和村民们都影响不大。 二、1902年·铁路从村东经过 改变石家庄和村里人命运的是铁路。 1896年清政府接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七年前的建议，决定在北京和汉口间动工修筑贯穿南北的芦汉铁路，并由张之洞和时任直隶总督的王文韶督办。同年清政府还接受了山西巡抚胡聘之修筑正太铁路的建议。 修筑铁路的事情说说容易，真做起来绝非易事。铁路要打村东过的风传早被消息灵通的村民证实，但石家庄切切实实感受到铁路热情有力的召唤却是在数年之后的清光绪二十八年即1902年。这一年铁路修到了石家庄，并在石家庄村东设立了“振头”车站———车站不以石家庄村名命名，而叫“振头站”，纯因为当时振头比石家庄人口多名声大———四年前的一份档案资料显示：1898年石家庄有93户532人，在获鹿县198个自然村中列第131位；振头不但有340户1656人，而且是获鹿县的八大集市之一。 1902年石家庄有了铁路，却没有通火车，从京城开来的火车只通到了真定府。数月前的一天，西逃西安一年多的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一行回銮，经东边的二十里铺，浩浩荡荡一路向北，过南高营，涉滹沱河，到达真定火车站；闹得朝廷不得安宁的八国联军和义和团运动都平息下去了，他们要在那里乘坐火车进京。 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当时情形说：“一车头带十一节车厢。其中有慈禧、光绪、皇后和嫔妃乘坐的特等车三列，皆以新奇之黄缎装饰，并设有宝座、睡榻等；供王公大臣及总管太监李莲英乘坐的头等车四列；供侍从太监乘坐的二等车三列；洋员杰多弟事务车一列；铁路办事人员乘坐车一列。” 这件特大新闻通过民间特有的传播渠道，传递进当时的石家庄。村民们虽未看到那个叫火车的洋玩意儿的样子，却已仿佛听到来自铁路的呼吸和心动。此时村民们大概还不知道，另一件关乎石家庄未来发展的大事的运作也到了节骨眼上———正太铁路的上马终于要有眉目了。 转过年，政府在石家庄村东设立了第一家邮政机构代办邮政铺商，一家叫泰和昌的布店也在村南开业了。几乎与此同时，石家庄被确定为正太铁路的始发站———此事说来还有一段有趣的插曲：“车站为交通之枢，商贾云集、工商繁盛之媒介，富庶之基础”，石家庄原本没有如此之机遇，当时的获鹿知县为头脑开明的遵义人谢鉴礼，他原指望车站能建在县城边上，就派两个绅士用重金贿赂主持铁路修建的法国工程师，没想到两个绅士坚决反对，他们反对的理由———“铁路会坏了获鹿的风水”———现在看透着荒唐，当时却是众人响应的主流意识。 最终法国工程师请清政府把正太铁路始发站改在了石家庄，这个获鹿县城“东三十五里”的平原小村就这样鬼使神差地再一次获得了“天赐良机”。 随后法国人设立了正太铁路总管理处，清政府也设立了正太铁路管理机构“正太铁路工程局海关道”，由“总办”负责。1905年石家庄车辆厂的前身正太铁路石家庄总机厂动工兴建，1906年芦汉铁路全线通车并改名京汉铁路，1907年10月10日正太铁路全线竣工。第一列从村东车站开出的火车永远停留在了照片上，那天比往常热闹许多，看稀罕的村民惊喜的表情里又流露出诸多莫名的期许。默默无闻的石家庄那天起犹如芝麻开花，令人大有“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之慨。不止一个石家庄，分布于铁路两侧如休门一样的临近村庄，也都被向前伸展的铁路唤醒和牵挂，被正叫铁路改变的石家庄感染和激励。 从1904年一个叫关润山的人经营的休门道春光旅馆开业开始，一批和现代城市发展相配套的服务行业和设施，陆续在石家庄及其周边涌现，如恒德信和三合盛洋货铺、万丰栈、阿五洗衣馆，如学校、茶园、书店、银行、浴池、药店、电影院、网球场、红十字会、电灯公司等等，新鲜，新奇，面前新兴的一切都带着陌生。日子，天空，南来北往的人流，全带着陌生的新面孔新需求新活力，那个无足轻重一派田园风光的叫石家庄的村庄渐行渐远，伴随火车的轰鸣和汽笛声，这片亘古未变的土地，一天天融入了骚动的色彩斑斓的喧嚣的城市氛围。 三、1925年·自此加力的城市化进程 1907年到1925年，目送了清政府的覆灭，迎来了军阀纷乱的中华民国，石家庄走向城市的脚步却始终未曾停下。 产业工人的出现和商旅的日益发达成为推动石家庄城市化的中坚力量。到1925年，石家庄及其周围街区，常住人口早已过万，面积达1.8平方公里，建设速度与规模大小已与一座县城匹敌，甚至可以说超越了获鹿县城。但此时的石家庄仍归获鹿县管辖，不尴不尬，与其现实发展和应有地位极不相称。 时代潮流和急需直面的现实共同呼唤人们打破这种局面。1925年6月24日，当时的中华民国公布“临时执政令”，顺应时势，制定直隶省属各地施行市自治制日期及区域令，准备筹建“以石家庄为其区域”的石家市。两个月后，临时执政指令第1273号发布，内务总长龚心湛“呈请将直隶省石庄、休门两市合并，更名为石门市，以符名实”的请求获得批准。 石门的称谓自此始。然而所谓的石门市此后长时间只是停留在了字面上，并未真正落实。石门的建市工作因之一拖再拖，一直处于筹建中的石门市在这一时期俨然成为隶属于获鹿县的一个特区。 1937年10月10日，日军侵占石门。当时的日伪政权对石门在交通和军事上的意义极为重视，因此不惜全力经营。1939年10月7日和10月18日，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委员长的王克敏签发伪行政委员会令秘字第1027号和第1579号，称“石门地当冲要，居京汉路中枢，正太路起点，物产集中，工商荟翠。人口虽不足三十万，而政治经济具有特殊情形”，准予设市。 现存文件表明，跟石门市相关并一起留在历史上的除了王克敏还有时任伪华北临时政府内政部总长的王揖唐，两人作为汉奸均为国人不齿，臭名昭著。 石门的血和泪一直流到抗战胜利流到1947年发生的那场解放之战的硝烟散尽。 整整过去了六十年的那场解放之战以中国共产党的胜利告终。非亲历者很难详述解放了的一座城市的激动情景。那一年对于这座城市无异于一次新生。它有了晋察冀边区石家庄市政府的印符，市长签发了“秘字第壹号”石家庄市政府通知，主要一项内容即“石门市自即日起改为石家庄市”。落款日期“中华民国三十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明显带有新旧时代交替的痕迹。 战后的石家庄百废待兴。 战争再一次延长了石家庄的城市化进程。此时的石家庄已非原来意义上的石家庄，已是容纳了包括石家庄在内的数个村庄的石家庄市。即便是原来的石家庄村民，全部转为城市居民的城市化过程仍相当漫长。到1956年，他们还有60户130多人是农业人口，这一年他们和东焦、袁家营三个村的农户联合成立新华蔬菜生产合作社，1958年又改为东焦生产大队。直到1980年12月1日，剩下的20户共50多名农业人口转为新华生产服务公司的集体所有制职工，石家庄原有村民的农民身份，才全部改变，成为城市居民。 那个曾经存在过的叫石家庄的村庄的背影，那一刻彻底消逝于一座城市的繁华包围之中，最终在形式上完成了由村庄向都市的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