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产业新秩序的核心仍然是官僚构思

谁是未来中国的企业领头羊? 据中国最近一项研究显示，中国500家最大企业的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四分之三。这一数字令人印象深刻，似乎证明了中国产业转型的规模之大。但如同中国其它许多数据一样，它也颇具误导性。 企业营收即营业额。而GDP衡量的是增加值，它是一个财富创造的概念。若以此为衡量标准，中国大企业对经济的贡献会小得多。该研究并未估算这一差距，尽管它承认这些企业的生产率仍远远落后于美国水平。 但是，该研究仍发人深思，因为它反映了两种普遍的中国式企业思维。其一，深信企业越大越好；其二，往往下意识地将美国企业视为企业成功的榜样与基准。 中国官员经常主张，作为一个正在兴起的超级大国，中国必须拥有自己的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和微软(Microsoft)。西方大公司明显得到中国政府官员的赞赏。这种态度并非中国独有，但北京千方百计将之付诸行动的劲头着实令人惊讶。 过去10年间，中国政府关闭了大量效益不佳的国有企业，而幸存的企业引入了现代管理制度和会计方法。国家引导的国有企业重组，整合了钢铁、电信和能源等“战略”行业。各石油企业纷纷效仿西方石油巨擘，争先恐后地收购海外石油资产。联想(Lenovo)通过收购IBM的个人电脑业务，试图成为中国的IBM。 产业重组有益于企业绩效的提高。但总体来看，它让人联想到一辆外观仿照日本或西方过时车型的中国造汽车。透过车身，很快就会发现它并非真材实料。 同样，中国产业新秩序的核心，并不是由市场力量自由发挥造就的，而是官僚构思的结果。 麻省理工斯隆管理学院(MIT Sloane Management School)的黄亚生教授在一篇即将发表的论文*中提到，中国经济改革在根本上不同于俄罗斯和中欧等转型经济体。俄罗斯和中欧的目标是确立资本主义制度，而中国则是保持社会主义。中国并没有进行大规模私有化，而是进行选择性的自由化，在这一过程中，国外投资者比本地企业家更受优待。 关于国家所有权的确切范围存在很大争论。据黄教授估计，只有14%的固定资产归私人所有，这一水平远低于最近其它一些估算。但国家对“战略”行业的控制，无疑表明北京继续占据中国经济的“制高点”。 从中国政府的观点看，这一地位有几方面的吸引力。它有利于借助国有企业，来服务于中国执政者所重视的社会目标，特别是稳定就业。在地方政府的鼓动下，一些行业出现了不计后果的过度投资现象，导致行业分割以及产能过剩。而这一地位提供了一个杠杆，迫使过热行业进行合并，以促进产业合理化。 这些政策可能已产生一定影响。但它们也在滋生未来的隐忧。中国进行了大量政府指令性合并，但未能整合管理层或减少过剩产能。在这种情况下，2加2的结果往往只有1.5。 中国政府对巨型企业的偏爱，也是根本错误的。它想当然地以为，大公司是成功的，而成功的公司一定会变大。简单复制它们的外在形式，而不精通其内部运作，更有可能产生通用汽车(General Motors)而非通用电气。历史再三表明，政府规划者钟爱的制高点，会变成代价高昂的经济“无底洞”。 中国未来工业发展最具潜力的发动机，不是国有部门，而是数以百万计的灵活的私营企业。大量证据表明，它们比规模更大的对手更进取、更高效、更富创新精神。 但中国的产业政策处处限制私营企业的发展。正式或非正式的官方束缚限制了它们获得银行贷款的能力；国有垄断企业把它们排除在能源供应和电信等成长型市场之外；它们从国家资助的研发项目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而且在地方政府的优待名单上地位很低。 当然，并非所有私营企业都具备完善的管理。许多企业实行令人担忧的多元化，进入不相关的行业。一些企业厚颜侵犯知识产权。它们的环保纪录也颇为差劲。但这些不足不但揭示了它们自身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市场的扭曲及其法律方面的缺陷。 但与备受宠爱的中国企业精英不同，不受重视、不具备特权的私营企业家经受住了严酷的考验。那些对来自中国的竞争感到忧虑的外国管理者，无需过于担心那些声名贯耳的中国企业。未来中国真正的企业领头羊，更有可能是如今的无名企业，只要政府能放手让它们自由发展。 *《中国的资本主义程度究竟有多高？发展经济学国际手册》(Just how capitalist is China?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作者：首席亚洲事务评论员居伊?德?容凯尔(Guy de Jonquieres)2006年9月13日星期三译者/朱冠华 链接:广东中小企业四成融资难 近九成盼望税收优惠 调查还显示，有23.04%的中小工业企业所在地设立了帮助民营中小企业融资的担保机构，有76.96%的企业所在地没有设立。成长型中小工业企业调查对象中有49.54%的企业曾享受国家相关优惠政策。在调查企业需要什么样的政策支持时，排在第一位的选择是“税收减免与优惠”（86.88%），其次是“土地使用支持”政策（47.67%）。而排在第三位的选择上，企业间分岐较大，选择最多的是“人才引进优惠政策”和“融资扶持”，少数企业选择了“环保政策”。 “企业家”为什么成为其时代的“敌人” 无疑,在20多年的商业史行程中,企业人物所扮演的角色,以及所获得的社会价值认同,曾经与中国改革史,相生相伴。在意识形态最激烈的较量中,所诞生的"先富起来的人",迅速转换为商业史上创造财富的"财富英雄",而后在下一个十年成为本土追寻"世界级企业"和基业长青的企业家,由冲破旧体制束缚的力量,变为肩负"中国崛起"使命的时代人物。 正如观察家所看到的,"国退民进"中那些民企的扩张冲动,在公众的目光中,变为对国民财富的抢夺,失去了"中国梦"的气质;而本土企业阶层"做大",奉行的过度"机会主义",与谙熟的官商勾兑,让他们失去对社会公平规则的坚持不懈的追求……这样的财富积累,最终摧毁了80年代起,以"变革者"面目,建立起来的对这个阶层的社会认同。这不仅让他们无法建立自己真正的战略,也不能在中国内部赢得一场决定意义的权利平等。 如果,对于中国时代的企业人物,他们既不是美国缔造自由企业的创始人,也不是拯救法国国有控股公司的谢瑞克;那么,他们是谁呢?一直追寻中国企业家基因的吴晓波,在<被夸大的使命>中,面对20年来中国商界眼花缭乱的变身,最终断然宣布:"从来没有出现过儒商……我们错误地把一种不可能的社会责任赋予到了企业家身上;我们错误的认为,商业的发达必然带来人性和社会秩序的进步;我们错误地幻想一个因改革而崛起的财富阶层会自觉带领我们走上共同富裕的康庄大道,我们错误的轻信,错误的追随,最后在错误中一次次地失望和被抛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