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人路在何方？

编者按：06年5月上旬，南通北洋企业总裁杨开汉先生接受了深圳市《鹏城》杂志社编辑部主任郑荣基的采访，并受郑主任的盛邀，根据自己多年的企业经营实践和在各大院校学术思想的探索，特为《鹏城》杂志撰写本文，期于各界人士交流共勉。 商而好儒的尚文传统及官商结合是中国徽商的经营之道和成功范式。 中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当代商家的身上是否也普遍折射出传统徽商“商而好儒”以及“官商结合”的影子，成败如何？最值得深入探讨的是：面对中国入世后的各种社会、政治、经济、文化转型，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与不同地缘优势条件下的中国各地商人，又该如何盘点各自身上的历史遗传基因？又该以什么样的价值取向和衡量标准，来重新审视未来中国商的是非成败？ 纵看：从商而不文的年文久到贸而好德的柳传志 如果说，当年“傻子”年广久作为中国小生产者的代表，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改革开放中引起邓小平高度关注的瓜子大王，因商而不文，鼠目寸光而最终摆脱不了小农意识，最终没落入狱的命运；那么，强人牟其中，作为九十年代中国金融体制转型中，名闻海内外的“空手道”高手，却因为商而好文、言过其实而最终摆脱不了从首富变首骗的纷争中，再度走进监狱的宿命。如果说，赖昌星作为中国沿海走私案中的一个枭雄人物，因商而“喜官”，走私而走红，于大逃亡之后，才掀起了席卷大江南北的反腐高潮；那么河北孙大午，作为中国内地最朴实的农民企业家，是因为商而“忌官”而四面树敌，以致获救出狱后的泪水才唤起中国各界对企业家群体的同情与关注。如果说，长虹倪润峰，华晨仰融，作为近年在剪不断理还乱的的官商关系中落马的企业家代表，因亦官亦商，政企不分而导致事业功败垂成，令人摸不着头脑，那么海尔张瑞敏、联想柳传志，作为叱咤中国商学界十多年而毫不褪色的榜样人物，则因为贸而好德，崇政崇文得法，而给我们留下可资借鉴的成功范式。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纵观中国当代商坛，官商结合，有福有祸；儒商兼取，有得有失。有人认为：未来中国商人，要关心社会政治，兼修中西文化，才可能有大的跨越和长远的发展。但TCL总裁李东生却在一次企业家年会上，提醒企业家们不要步入社会舞台的中央。真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横比：京、沪、穗、川商人的不同从商特色 中国东西南北地缘优势悬殊，四面八方商人专长及志向大有区别。 在人们心目中，北京商人无商不“官”，不免有令人生畏之处；上海商人无商不精，难免有些令人生厌之处；四川商人虽说朴实执中，毕竟有顽固保守之嫌；广东商人虽说缺点不少，但凭借勇于开拓创新与务实拼搏的创业精神，终究赢得了可赞可敬的普遍评价。北京与上海企业家，不管是迷官还是迷洋，商人从文从政可谓得天独厚；广东与四川商人，不管是迷信还是迷赌，在国人心目中，亦商亦儒总是先天不足，后劲乏力！ 原因在于，北京为中国数代皇朝京都，天子脚下官员多、倒爷多、学府多、信息多。以权经商、官商结合似乎是天然产物，商人亦商亦官自不必说，亦商亦德也恐怕不是古代徽商及浙商所能相提并论。上海则是近代一百多年来，西方经济文化侵略中国的桥头堡、中西杂合之地，洋人多、私利多、买办多、契约多。西洋文化熏陶下的上海商人，儒家文化置之脑后是理所当然，有关国家政治更是漠不关心。广东商人瞬息万变自古远离中原文明影响，地处祖国南大门，靠海为生，故华侨多，商人多，观音菩萨更多。科举取仁不易，商人想关心政治更是攀不上。四川自成一体的盆地农耕文化，自古赢得了天府之国的美誉。茶馆多、麻将多已是声名远播，善于经商者为数不多，亦商亦德、官商结合更是要步粤商、闽商以及浙商之后尘。 简而之，上海商人多迷洋而重于向外，四川商人多迷赌而重于向内，大多缺乏亦商亦儒、崇文崇政的理想追求。北京商人能文能官，而往往缺乏现代市场商业意识；广东商人则善于经商，而往往缺乏从文从官的现实条件。 从未来发展潜力看，新时期北京的典型商人，一类是学者下海，一类则是官员出身，立足点高，亦商亦儒，能刚也能柔。入世后的上海商界精英新一代，则一部分是留洋归来创业，一部分是来自新买办进化，起步快，或中或西，可进也可退。上海作为近代、当代西方经济文化最易滋生、立足的国际化商业大都市，不论是经理人市场还是经理人的制度，具备照搬照套西方游戏规则的土壤。而广东原有商人，一类是靠胆大、钻点法律空子起家，一类是靠兴办实业发展起来的。前者随着国家政策法规的不断完善，大多已经销声匿迹。后者随着国家各项优惠政策的调整转移，大多也已经风光不再，甚至搁浅沙滩。而正是这些敢为天下先的广东商人，正是这一批务实拼搏的企业家，眼前最是举步维艰，进退两难，对未来最是捉摸不定而深感前途渺茫。广东商人与广东企业，在敢为天下先的各种优势条件逐渐消失之后，在非古非今，不中不西的夹缝中，如果不能有效平衡与整合提升，是否也会像传统徽商一样，从此衰落而风光不再？也许，每一个中国商人都已经走到了事业与人生的十字路口！ 前瞻：亦商亦学是中国商人未来之路 在全球一体化的今天，中国商人亦商亦儒的理想坐标，应改为亦商亦学更为恰当。 文化是一个人事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是沟通商人与政界之间的桥梁。在亦商亦学的方向上，也有儒学西学之分。以退为进者，可侧重于儒家之学，以进为进者，则应更多地进修西方先进之学，尤其是现代企业经营管理与领导艺术之学。 中国人似乎很早就看到了权力“不定数”的危险倾向，并为领导者规定了一个理论行使规则，即设官分职，各有所司。但是，不管是委任责成，还是亲力亲为投机倒把下的高官分职，最难办的是被委任者是什么样的人！因为不管如何设置与制衡，历朝历代的官场都会出现躬亲与委任的无奈转换，即上独揽与下专权的恶性循环。用当前中国企业界的话来说，不管产权结构、利益分配还是权力设置如何调整，似乎最终结果都是矛盾重重，甚至徒劳无功。难怪近向年中国企业界照搬西方管理模式，一直解决不了中国特色的种种人事内耗问题，不得不转而开始关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一些专家学者更是不遗余力地要从中国古代官场术中，寻找中体西用的学术灵感。似乎中国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改之后，一切都回到了原有的起点上，开始了一个并非简单重复的历史循环，开始了每一个中国商人都必须面对的自我否定的辩证过程。所以，如何改造我们的学习，如何重新构建一个全新的学习型组织，以及如何提升我们的领导艺术便已显得任重而道远。毕竟广东健力宝、创维集团以及科龙股份等知名企业掌门人的落马风波，已经给了我们未来的中国商人太多的教训与启示。 近几年还有一个奇特的人文现象不易被人察觉：即伴承受着南水北调工程的启动，北京的专家学者最爱往广东企业跑，而广东的商人也最愿意到北京学府进修学习。这难道是中国未来南北水火既济，天人合一的悄然预告？ 总而言之，不管是立足中国商人的领导艺术角度，研究中国古代官场委任责成与亲力亲为的对立矛盾关系，还是立足市场机制缺陷，分析中国当前商界企业主与经理人之间的信托危机问题，事实证明：我们过去的很多成功经验已经不再应验！再者，我们不管是立足中国商人的理想追求，来探索商人商而好儒、官商结合的人生方式，还是立足当前中国社会经济的大转型，来关注广东及沿海各省商人的未来命运，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加强我们的学习，改造我们的学习，都将是一个永恒的话题。 如果说亦商亦儒、官商结合是传统商人的理想追求，那么更新知识、培植根基，就是当代商人的近切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