利用外资的利与弊

美国《外交》杂志:中国利用外资的利与弊 　　 　　美国《外交》杂志2004年7、8月号发表了麻省理工学院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乔治•Ｊ•吉尔博伊撰写的《中国奇迹背后的迷思》一文，《国外理论动态》给予转载。该文作者以他自己的视角对我国十多年（1993~2003年）经济发展背后的某些“缺陷”和“不足”进行了分析。他认为美国执行对华“战略性接触” 的政策是符合美国的最终利益的。 虽然该文作者是站在维护美国垄断资本主义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做文章，对我国经济制度，特别是公有制经济有某些攻击与歪曲，但从中也可以促使我们在研究我国经济如何健康发展与保证经济安全的问题上，有某些借鉴和思考。古人云，知己知彼，才能百战不殆。我们转发这篇文章，用意就是这里。 　　中国作为一个全球贸易大国的突然崛起所引起的反响是奇特的，掺杂着敬佩与担忧。对中国经济发展繁荣前景的非理性热情促使投资者们急冲冲地去购买中国企业的股权，而很少知道这些企业究竟是怎样运作的。与些同时，对中国成就和潜力的过高估计又助长了种种担忧，说中国必将打破全球贸易和科技力量的平衡，最终会在经济、科技和军事上成为美国的威胁。这些反应都是错误的：它们忽视了中国经济奇迹背后的缺陷，也忽视了美国从中国参与全球经济的特殊方式上所获得的战略利益。实际上，中美两国正在发展着美国战略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那种经济关系。中国正在参与美国半个多世纪以来一直在努力建立的自由而又有规则的全球经济体系。 但是经济市场化的过程导致了两大没有预料到的严重后果。首先，中国政府实行的经济改革非常有利于国有企业，给予它各种优惠和便利政策以获取资金、技术和进入市场。改革也有利于外国投资者，导致外国公司在中国工业出口中占有巨大份额，在中国国内市场也得了有利的位置。结果是，中国工业领域充斥的是低效但又仍然庞大的国有企业、日益占据优势地位的外企以及无力在同等条件下与这两者竞争的民营企业。 其次，中国现存政治体制下固有的商业风险导致在中国的经理人当中衍生出了一种“企业战略文化”，这种文化鼓励他们追求短期利益、地域分割以及经营的过度多元化；多数中国企业都侧重于发展与中共官僚体系中各级官员们的私人关系以谋取特权，而不是在企业之间建立起横向网络联结，也不在技术发展和推广方面进行长远投资。 中国企业依然严重依赖国外的技术和关键性元件，这些严重制约了它为单方面利益而支配其科技和贸易力量的能力。克服这些弱点的最好希望在于中国对其相关体制进行改革。而美国的政策也不应沦为短视的贸易保护主义，这样会损害目前两国关系发展的有利趋势，而应该采取一种“战略性接触”的政策。 　　 　　一 　　 　　最近有关中美贸易的争论忽略了以下事实，即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大体上是有利于美国的。自1978年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从中国进口廉价的产品为美国消费者节省了大约1000亿美元。美国的波音、福特、摩托罗拉等企业通过从中国这样成本更低的国家购买零部件，每年也可以节省数亿美元的生产成本，从而提高了它们的全球竞争力，也有利于它们在本国开发新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出口国，它的进口额在东北亚地区也是最大的。中国用于国内消费的进口额从20 世纪90年代中期的400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 1870亿美元。 如果不考虑进口加工再出口贸易，中国在2003年有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在电子和制造业等高科技领域，中国10年来每年的贸易赤字平均数是120亿美元。与日、韩等美国在亚洲的其他贸易伙伴不同，中国对美国产品和投资是敞开大门的。虽然近几年美国对华出口不太景气，但是在过去的10年内美国对华出口额增加了3倍，仅在去年一年内就增长了28%（同年美国出口总额仅增长5%）。特别是，中国是美国高科技产品的一个主要市场。 中国允许外国公司投资于中国的国内市场，其规模之大在亚洲是前所未有的。自1978年以来，中国吸收了5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是日本于1945- 2000年间吸收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10倍。由于其对外国直接投资的开放，中国不能像日韩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所做的那样，保护本国市场使之只面向本国企业。相反，中国允许包括美国公司在内的外企为它们的产品和服务在中国开拓新的市场，特别是在诸如飞机、软件、工业设计、机械设备、半岛体和集成电路等产品附加值比较高的领域。 由于经济开放和需要大量进口，中国可以在全球贸易与金融等多个领域成为美国的盟友。而且，中国已经表现了按世贸组织规则行事的意愿。中国现在是建立区域贸易和投资机制的倡导者，包括与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以及与澳大利亚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外贸和经济发展已经促使中国在商业法规方面作了改进，注意更多地征求消费者的意见，逐渐减少官僚作风以及遵守有关安全和环保的国际标准。 　　 　　二 　　 　　尽管如此，美国政界和商界的领导人还是担心，中国在世界出口贸易比重的日益增长，将预示着东北亚地区另一个经济超级大国的崛起。然而这些担心是没有根据的，这有以下三个原因。第一，中国的高科技和工业产品的出口是由外国公司而不是中国企业在主导。第二，中国企业严重依赖从美国和其他工业发达国家进口的设计、关键性元件以及生产设备等。第三，中国企业几乎没有采取有效措施去吸收消化和推广它们进口的技术，从而使得它们不可能迅速成为全球工业中的有力竞争者。 我们通过仔细观察中国的出口状况以生产企业类型为标准来对中国的经济增长作一个透视。去年，外资企业占中国出口总额的55%。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不同于那些具有代表性的亚洲国家和地区的成功经验。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外资企业只占台湾制造业出口的20%；在1974-1978年间的韩国，外资企业只占其制造业出口的25%；在泰国，外资企业的出口份额从 20世纪70年代的18%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6%。 在中国，外资企业在高科技工业产品的出口方面占的主导优势更加明显。尽管在过去的10年内，中国机械工业的出口额增长了20倍（去年为830亿美元），但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35%上升到79%；电脑设备的出口额从1993年的7.16亿美元上升到2003年的410亿美元，外资企业在其中所占的比重从73%上升到92%；电子和电信产品的出口额增加了7倍（2003年为890亿美元），其中外资企业的比重从45%上升到74%。这种情形几乎存在于中国所有的高科技工业部门。数据统计还显示出另外一种趋势，即中国对国外投资的依赖日益加深，以及外资企业和中国本国企业之间的差距日益扩大。 1990年以来，中国允许另外一种外国直接投资模式出现：即从中外合资转向外国独资。现在，外商独资企业占在中国的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65%，而且它们主导了中国高科技产品的出口。与合资企业相比，独资企业更不愿意向中国企业转让技术，而且独资企业也没有像外资企业那样受合同约束而必须与中国合作者分享技术。为了占据中国市场的更大份额，它们极力对自己的技术保密。 　　 　　三 　　 　　中国企业落后于外资企业的一个关键原因是它们没有在科学技术发展方面作长期投资。开发技术是一个困难而又不确定的过程。大量的资金投入或者现有的科技力量的集聚都不一定能确保成功。为了开发商业上可行的产品和服务，企业必须获取新知识、了解把握市场动向、对变化多端的消费需求迅速做出反应。 那些与科研机构、金融家、股东、供应商以及客户保持紧密联系的企业在获取、转化新技术以及将其商业化方面就享有优势。那种水平的网络联结是获取知识、资本、产品和人才的基本渠道。然而，中国现有的某些体制却抑制了中国企业间的横向网络联结，相反强化垂直联系。尽管市场改革已经给中国经济带来了新的规则，在没有制衡机制以及直接监督的前提下，中共官员在界定和实施那些规则方面还有广泛的决定权。 特别是在地方上，政府能够而且经常为了追求特定的地方利益而操纵经济政策。这样常常导致全国工业企业的地区分割以及重复投资带来的浪费。为了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在过去的20年里，中国企业发展出了一种了特殊的企业战略文化。 首先，针对政府的特殊政策，中国企业往往注重从政府官员那儿获得特殊待遇，即进入市场或取得资源的特殊渠道，免受一些规则的制约以及一些官员的盘剥。其次为了特殊利益最大化，以及为了避免与别的企业及其背后支持者纠缠不清，许多中国企业之间不愿意进行合作，特别是跨地区或跨行政区域的合作。再次，它们往往置短期收益于长远投资之上，最后，中国企业为了减轻同行之间的价格竞争（这是由过剩的生产能力和重复投资造成的）带来的损失而倾向于生产和经营的过度多样化。 　　 　　四 　　 　　考虑到中国目前的政治结构和商业环境，上述企业战略文化是合理而实用的。但是，这种文化削弱了中国企业的竞争力，还有可能损害中国经济，使其走下坡路。大多数中国企业注重短期收益，而不去提高开发新技术的能力。十多年来，它们用于研发方面的投入还不到其销售总额的1%。注重短期收益也影响了中国企业对技术的进口。中国企业倾向于通过购买国外的生产设备来引进技术，通常是购买诸如装配线这样的整套设备。 在整个20世纪 80、90年代，硬件设施占中国技术进口的80%以上，而用于获得专利使用权许可、售后服务以及咨询方面的费用则分别只占9%、5%、和3%。虽然中国近几年来开始引进“软技术”，主要是用于购买专利以利用好进口的设备，但含在这些设备里面的知识技术必须先消化、吸收和掌握（即技术“本土化”），而后才能为国内创新打下坚实有效的基础。中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能力还是比较薄弱的。中国大中型企业在技术本土化方面的资金投入还不到其进口设备总开支的10%。 中国企业的这种情形也与上世纪 70、80年代的日本、韩国在追赶西方发达国家时的支出模式不同。这些国家的企业往往用两倍或者三倍于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