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记载，商鞅准备在秦国变法，制定了新的法律。为了使百姓相信新法是能够坚决执行的，他在颁布新法之前，命人在都城的南门竖了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民众：“谁能把这根木头搬到北门去，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
不一会，南门口围了一大堆人，大家议论纷纷。有的人说：“这根木头谁都拿得动，哪儿用得着十两赏金？”还有的说：“这大概是左庶长成心开玩笑吧。”
看热闹的人倒是很多，但是人们大都不相信，认为不会有这样的好事，所以没有一个敢上去扛木头的。
商鞅知道老百姓不相信他下的命令，于是干脆把赏金提升到五十两金子。没有想到赏金越高，看热闹的人越觉得不近情理，仍旧没人敢去扛。
正在大伙儿议论纷纷的时候，人群中有一个人跑出来，说：“我来试试。”他说着，真的把木头扛起来就走，一直搬到北门。
商鞅立刻派人传出话来，赏给扛木头的人五十两金子，一分也没少。
那人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的事情很快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才知以赏善罚恶为主要内容的商鞅变法。老百姓说：
“左庶长的命令不含糊，这是真的。”
商鞅知道，他的命令已经起了作用，就把他起草的新法令公布了出去。新法令赏罚分明，规定官职的大小和爵位的高低以打仗立功为标准。贵族没有军功的就没有爵位；多生产粮食和布帛的，免除官差；凡是为了做买卖和因为懒惰而贫穷的，连同妻子儿女都罚做官府的奴婢。
商鞅就是用这种办法来向老百姓表明，自己说话是算数的，是讲究诚信的，是赏罚分明的。将来法令一旦公布，如果有人不去执行，严肃处理决不客气。商鞅立木，正因其许金而诺，立信于民，齐国国力渐盛，农业生产增加了，军事力量也强大了，最终称霸诸侯，也从此商鞅变法，百姓服从，诚信成为商鞅变法发出的一张通行证。所以，千万不要小看了这诚信，诚信是立国之本，不能取信于民，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再好的改革，也难以成功。
秦国自从商鞅变法以后，国力不断地增强。不久，秦国进攻魏国的西部，从河西打到河东，把魏国的都城安邑也打了下来。
国无信不安，诚信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不难发现，国界间的合作，国界间的买卖，无一不以互相信任为前提。国之威望也在合作中提升。在这里，中华民族是个守信用的民族。它以其礼仪与诚信驰名世界，并以迅速崛起。我国古人很讲究言不在多，但必须守信的道理，因为守信就能得到人们的信任。一般老百姓讲不讲信用，只是关系到人际关系；而政治家、军事家讲不讲信用，则关系到治国、治军的大事。
大家都明白守信的意义与重要性，但是总有些人会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而不能遵守他的诺言。作为一个管理者，在这方面尤其应该重视。特别是有的领导者，当下属做了一件很令自己高兴的事的时候，总会脱口而出许下一个什么诺言。而他们的许诺大多和升职、加薪有关，这就让下属引颈期盼。可由于工作繁忙，他也许说过之后就忘记了，这样的结果会极大地挫伤下属工作的积极性，更会让你的下属对你存有成见。
从另一方面来讲，领导人不遵守自己的诺言将会使下属很快产生对上司的不信任感，得不到群众信任的上司怎么可能带领自己的团队做出优秀的成绩呢？领导者的成功总是和团队基层工作人员的努力分不开的，所以尤其不能轻视自己对下属的许诺，要么坚决不许诺，许诺就一定要遵守，哪怕最后会带来一些损失，否则，作为领导者失去更多你出乎你预料之外的东西。
对于一个创业者来说，树立诚信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不讲诚信，得不到大家的信任与支持，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你要清楚地知道，诚信的车厢不能卸。诚，忠诚于自己，亦忠诚于他人；信，相信自己，亦信任他人。诚与信，是一个人实现高度完美的双翼，也是一个企业，一个国家实现繁荣富强的双翼。集诚与信，才能万里高飞，长空竞先。而丧失诚信则会一无所有。
从历史中可以发现，商鞅是一个出色的改革家，他目光极其锐利，他能切中秦国时弊，并提出了一整套完整的改革思路，这套思路以“富国、强兵”为核心，以严密的法律制度为保障，立法令，奖耕战，明等次，置郡县，从政治、经济、军事和法律制度诸方面进行全方位的变革。在秦孝公的支持下，商鞅之法“行之十年，秦民大说，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史记?商君列传》）。
做什么事都不可能一次就可以取得成功的，商鞅变革也不可能一蹴而就，总要一步步地进行。商鞅变法是分两次进行的。第一次开始于公元前359年，第二次开始于公元前350年。变法涉及内容很多。
商鞅对政治的改革是以彻底废除旧的“世卿世禄”制、建立斩刑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为重点；对经济的改革是以废除“井田制”、实行土地私有制为重点。这是战国时期各国中唯一用国家的政治和法令手段在全国范围内改变土地所有制的事例。
改革刑法。即“修刑”，这是取得变法的法律保证。他改“刑不上大夫”的旧法为“法不阿贵”、“刑无等级”，从而剥夺了贵族的政治特权，地位降同普通平民。他又制定轻罪重罚法，即使仅在街道上乱弃灰土，也要处于“黥”（在脸上刺字）的重刑，以此加强了变法的权威，保证了变法的贯彻实施。
实行县制。废除分封制，以县为地方政区单位。公元前350年，秦徒都咸阳，普遍推行县制。商鞅把许多乡、邑聚合并成县，分全国为四十一县，县设今以主县政，设丞以副县令，设尉以掌军事。县下辖若干都乡邑聚。首长由中央派任，直属国君，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它既加强了对农民的统治，也增强了对贵族、“淫民”的打击力量。后来秦在新占地区设郡，郡的范围较大，又有边防军管性质，因之郡的长官称守。后来郡内形势稳定，转向以民政管理为主，于是郡下设若干县，形成秦的郡县制度。
制定二十级爵。重新制定二十级爵制，这就意味着废除旧官禄世袭的原则，今后根据人们的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官吏从有军功爵的人中选用，以奖励耕战。二十级爵：一级曰公士，二级曰上造，第十九级曰关内侯，二十级曰彻侯。按照新军功爵制，不论是谁，都须建立军功才能获得爵位，获爵得依次定额占田，才可做官。有爵是良民，无爵是贱民。又制定了“奖励军功，严惩私斗”的办法。奖励军功的作法是：将卒在战争中斩敌首一个，授爵一级，可为五十石之官：斩敌首二个，授爵二级，可为百石之官。至于宗室贵族，没有军功，同样不得授爵位、占田。有功劳的，可享受荣华富贵；无功劳的，虽家富，不得铺张。严惩私斗的作法是：为私斗的，各以情节轻重，处以刑罚。这样，商鞅可以根据军功原则和封建爵制，合法地剥夺淫民之田，奖励给有功的人。
实行什伍制度。禁止大家族聚居，建立什伍连坐制。秦之都乡邑聚原来都是自然形成的大小居民点。法令禁止父子兄弟同室而居，凡民有二男劳力以上的都必须分居，独立编户，那些养着一大群吃闲饭的人的贵族之家显然首当其冲。至此时，均作为基层行政单位。同时按军事组织把全国吏民编制起来，居民登记于户籍，分五家为一伍，两伍为什。为了加强管理和统治广大居民，不准擅自迁居，规定什伍之内各家相互监督，相互检举，“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这种严苛的法律把农民牢牢束缚在土地上，不过因此就没人到处神游了，国家直接控制了全国的劳动力，保证了赋税收入。
以上均属政治方面的改革，经济方面的改革也有很多，如在全国范围废除井田制度，实行土地私有制度。商鞅在全国普遍地夺淫民之田，来奖励耕战有功的新兴地主和农民，他废止“田里不鬻”的原则，准许民间卖买田地，把贵族的封疆（大田界）、阡陌（小田界）全部打开，收归国有，然后按军功爵禄重新分配，重划田界，强迫贵族和普通农民一样平均负担国家的赋税，剥夺了他们“不课不纳”的经济特权。此外，还有统一度量衡和重农抑商政策。为了保证赋税平均，商鞅同时颁布标准的度量衡器，统一了度量衡。统一斗、桶、权、衡、丈、尺，并颁行了标准度量衡器，全国都要严格执行，不得违犯。当时统一度量衡一事是十分严肃认真的。奖励耕织，凡努力耕织、生产多的，免除徭役。凡从事末业（工商）及因懒惰而贫穷的，全家没入官府，罚为官奴婢。
为了便于秦国向东扩展势力，商鞅又经营了地处渭河平原中心而又物产丰富、交通方便的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公元前350年，秦将国都从雍迁到咸阳。
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持下，虽遇到很大阻力，但最终击败了旧势力的反抗和破坏，使贫困的秦国变为国富民强的七雄之一。商鞅变法，遭到了保守贵族的顽强反抗。新法初行时，连太子驷也不遵守。商鞅“劓”、“黥”了太子的师傅公子虔和公孙贾，保证了新法的贯彻执行，终于使得秦国一跃而成为“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兵革大强”，“诸侯畏惧”的强国。商鞅因功而受封得于（今河南内乡县东）、商（今陕西商县东南）之地15邑，号为商君，此时，正是商鞅人生的顶点。他终于靠自己的力量取得了成功，而且还取得了不小的成功。
公元前338年，秦孝公去世，太子驷即位，为秦惠文王。公子虔诬告商鞅谋反，惠文王派遣官吏捕拿商鞅。商鞅逃到自己的封邑——商，征兵反抗。不久，兵败被俘，被车裂而死。
商鞅变法发展了秦的经济，使秦朝一下子成为七国之首，其功不可没，可以说为后来秦一统天下，建立统一的中国历史上第一王朝建立了很大的功勋。商鞅变法在秦国发展史上是一个重要里程碑，使一个“移风易俗、民以殷盛、国以富强、百姓乐用”的新秦国，出现在中国西部大地上，对中国历史的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评论
登录后你可以发表评论，请先登录。登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