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认识新这一波反华浪潮？

       自从去年西方国家把达尔富尔问题同奥运会挂钩以来，逐渐掀起了新一波以奥运会为轴心的反华浪潮，并且有越演越烈之势。那么如何看待当这股反华浪潮？其用心何在？我们该如何应对和反思？这些问题成为当前国人热议的话题。本人不揣浅陋提出自己的一点浅见。

　　骨子里依旧是分化和丑化中国

　　自从去年西方国家把达尔富尔问题同奥运会挂钩以来，逐渐掀起了新一波以奥运会为轴心的反华浪潮，对中国发起了新一轮挑战，这激起了中国人民新一波自觉的民族主义浪潮。他们先是利用非洲达尔富尔问题来制造反华声浪，但是没有能够在当地社会中引起注意，没有达到他们需要的关注度。随后马上利用达赖、“东突”等。由于“东突”分子的背景不易被他们社会所接受，最终选择了“藏独”这条既不触动西方主流社会敏感神经，又能利用宗教的煽动力来达到扰乱中国稳定局面，又能为西方社会提供攻击中国的话题。

　　如何评判这一波反华潮，中国政府和民间又该如何应对，是全球华人近来广泛关注和热议的话题。深入观察西方近来的对华舆论攻势，纵观欧美等国历来对华舆论的演变轨迹，就可以看出这一波反华小潮流的诸多特点。

　　但与以往相比，这一波反华潮也有一些新特点：所有舆论焦点都直指中国政府和人民高度敏感的奥运主题，奥运标签满天飞；意识形态对攻战中多了一个新武器——民族主义，将中国民众的所有反弹表现都一律归结为民族主义；媒体、非政府组织和个人十分积极，但官方反应并不热烈；西方各国不少议会组织颇为热衷，但多数国家政府消极应付；传统媒体仍然显示出较强的影响力，但在新媒体——因特网上，西方的反华潮的实际效果远未达到其预期，甚至遭遇强有力反弹和狙击；对于以往反华舆论，海外华人虽也有还击，但多数消极应对或者心理上被动接受，但这一波逆流却遭遇普遍反感。

　　从历史上来看，中国奥运年出现的这一波反华潮，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必然现象，关键是如何评判其实质。

　　面对中国不断崛起的现实，一些西方政客及其操纵的传媒越来越深刻地感受到与日俱增的地缘政治压力，骨子里不仅有“逢共必反”的情结，更逐渐积累了“逢中必反”的新偏见。在这一点上，我们将其定调为“分化丑化中国”、“和平演变“的论断，虽然从语言上似乎过于意识形态化，也似有陈词滥调之嫌，但用来洞悉西方反华伎俩的实质，还是点到了问题的本质。

　　另外我们要看到，西方是一个强政府和强社会并存的国家，而我们则是强政府弱社会，所以我们在与西方打交道过程中并不是一个主体，而是多个主题，而西方与我们打交道时，只要搞定政府，其他就一切迎刃而解，所以才会出现以上这种情况。基于国家利益考虑，这次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愿过多开罪中国，因此不太出面，基本都是暗中操控，而民间则不然，一些组织和议会以其价值观打击中国。这就解释了外国不怕中国政府，就怕中国网民的道理，也解释了外交部四次让CNN道歉，但就是不理你的原因。

　　另外，作为强政府，它们之间的关系也是不一样的，尤其在美国的政府和议会之间，这次美国众议院通过的支持藏独得议案，我们要分析，这种议案起到什么作用？在美国国会议案有三种，一个参议院和众议院各自通过的议案，没有任何约束力，只是一个姿态；一个两院共同通过的议案，这个议案可以不送交总统签署，这就是一个没有任何法律约束力的议案，也可以送交总统签署，这就是第三种议案，这种议案就有法律约束力的议案。作为第一种议案，国会经常通过，以提醒行政部门或国外以引起注意。所以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必太在意了，也不必太大惊小怪了。并且尽量把这样的议案的影响限定在一定范围内，是指不要扩散。

　　根源来自中国的崛起

　　这里我们要看当前全球和中国的背景。从全球来看，全球化导致国内问题国际化和国际问题国内化，国际相互依存日益加深；从全球力量对比来看，以中国为首的亚洲力量在上升，相对来说西方的力量在下降；从意识形态角度来看，福山所谓的历史终结的西方价值观受到中国独特的价值观有力的挑战；从时代主题来看，和平与发展仍然是主题，但这两个主题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有加剧的倾向；从国际格局来说，多极化趋势曲折发展，单极不断强化中。从中国来看，中国崛起目前看来不可避免，所带来的正负面效应都在日益扩大，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中国是完全融入近代以来西方创设的社会还是独辟蹊径，或是将两者结合，目前来看又提上日程，需要亟待思考和解决；中国如何保持内部稳定和外部冲击也日益凸现；如何解决政治上的一元化和其他领域多元化的关系。

　　从上面这些背景来看待这次反华浪潮的原因就比较清晰：

　　首先，这的确是反华势力分化中国的一个步骤。这些人认为以奥运会为契机，利用一切机会来分化和丑化中国。这里面既有人们对中国的冷战思维，也有对中国的误解和歧视。支持藏独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一个几万人的流亡政府，没有外部援助，一个月的生存都生问题，怎么在奥运火炬传递过程中一下在全球各地都冒了出来，这没有无不实力的强大支持是做不到的。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的确是由反华势力在外面分化和丑化我们。

　　从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并没有放弃冷战思维，尤其是美国，一直在寻找下一个潜在的竞争大国，随着中国的崛起，这个预设的敌人似乎不可避免，虽然本拉登为中美关系过渡了一下，为中国挡了几年风雨，但随着美国在全球排兵布阵的完成，打压中国的意图越来越明显。而奥运会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还有就是激起中国激进民族主义。希望中国的民族主义失控，从而在奥运上制造麻烦。如果中国人的情绪被鼓动起来，如果中国人能够在奥运会期间显现出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做出一些“非理性”的行为（如一些中国球迷早些时候对待日本球队那样），如果西方的运动员或者其它人在奥运会期间和中国发生了冲突，那么他们的下一个目标就达到了。所以要反对抵制法国运动员的情绪。

　　这里的逻辑很明显，那就是：到那个时候，西方的这些力量可以公然地把中国的民族主义和往日的德国民族主义和日本的民族主义等同起来。这样，新一波的“中国威胁论”也在所难免。

　　其次，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心理上不适应的体现。西方国家对中国崛起的内心里有一种自发的恐惧，尤其是当力量的天平倒向中国时。这是问题的根源所在。

　　事实上，“藏独”分子借奥运之机发泄对北京的仇恨和敌意，与这些年来西方社会对中国崛起态势所产生的抵触、疑虑和不满是完全合拍的。中国产品好不容易走出国门，却被丑化为导致西方工人失业的罪魁祸首；中国商人和资本进入非洲大陆，老牌殖民国家心生嫉恨地称之为新殖民主义者；中国企业在海外展开并购行动，西方政府视之为洪水猛兽。当然，还有庞大的贸易盈余、庞大的外汇储备、庞大的能源消耗，更有庞大人口，这一切都使整个西方世界产生了被挑战、被取代、被超越、被损害的恐惧感。

　　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内部市场的诱惑力以及强大的政府采购能力，使西方精英社会暂时忘却了与中国的价值观差异，暂时克制了公开蔑视中国政治体制的冲动。但是，眼前和现实的利益考量，毕竟只能作用于一时，只能暂时搁置和掩盖相互之间的深刻分歧和矛盾。一旦出现可以进行政治操作的事态和机会，例如拉萨骚乱，这些深刻的分歧和矛盾就会原形毕露。

　　中国改革开放30年来，西方世界宣示的对华政策目标是要“让中国全面融入国际社会”；中国本身的目标之一也是“与世界接轨”。但是，从目前的情况看，无论是“融入“还是“接轨”，各方都只走了半步。中国拥抱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投身于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但因为自身的价值观受到威胁，所以对西方试图不断强加的价值体系欲迎还拒；西方世界虽然不得不承认中国经济崛起的大势，但在政治上始终自以为是和居高临下，以根深蒂固的优越感来贬抑和丑化中国的政治和社会现状，继续把中国视为“非我族类”。

　　自身还需要进一步改进

　　最后，我们自己的问题。我们虽然取得了绝大成就，但我们还有诸多的问题。就拿这次事件来说，我们在处理西藏问题和奥运问题上就存在着诸多的问题。

　　比如说媒体。媒体是国家实力的重要部分，在西方发达国家更是配合国际战略、策应国际行为、追求外交目标的重要手段。中国的媒体当然更肩负着为国家利益服务的任务，但由于政府，干预太多，管得太死，甚至常常越俎代庖，结果就导致这些媒体变成了双脚被紧紧束缚的小脚丫环，无法发挥只有媒体才能起到的作用。

　　首先，拉萨骚乱之后，中国政府组织所有包括香港记者在内的境外记者离开西藏，这一作法无论如何是无法令人信服的，也自然就授人以柄。

　　其次，西藏地方领导人在会议上说出了“达赖是一只披着袈裟的豺狼、人面兽心的恶魔”的话，立即被境外媒体广泛报道。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类文革式的人身攻击语言自然不能起到威慑的效果，反而会使自身形象受损。1997年，前国家领导人江泽民在访美期间，在哈佛大学演讲时被听众问起对演讲场地外的台独分子的“噪音”如何看待，江泽民答道：我听到了，但坚信正义的声音一定会压倒噪音！这样的回答就比老生重弹地批判政敌、甚至是令人愕然的人身攻击自然高明许多。

　　另外就是，求之弥强，失之弥远。在举办奥运的问题上，中国政府的心态就是过于看重、过于高调、过于急切，表达热情的方式也往往是过于一厢情愿。中国越是把自豪感和成就感寄托在奥运会之上，越是希望外界认可自己、欣赏自己，那些反华势力就越是要反其道而行之，绝不可能轻易地让中国得到它想要的尊严和体面。

　　最近几年里，台独、疆独、藏独以及形形色色的国际势力，之所以公开声称要干扰和破坏北京奥运，就是吃定了中国在奥运问题上有怕输和投鼠忌器的心理。中国越是担心出差错、出乱子，越是在乎外部世界的态度，这些势力就越是肆无忌惮。这是最好的体现。

　　几十外国元首参加奥运会。各国元首、政府首脑如果不来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是非常正常的一件事,实在是谈不上抵制奥运 各国抵制奥运,只有一种方法:拒绝派队参加奥运。

　　从以前的奥运来看，美国总统可从来没有出席过国外举行的奥运开幕式记录，其他西方政治领袖也极少出席。2000年悉尼奥运，克林顿总统将女儿送去参加开幕式；2004年雅典奥运，布什总统求他老爸代劳，英国的布莱尔首相倒是去了，不过跟夺标2012年伦敦奥运会公关多少有关。笔者倒是见过政治领袖云集世界杯足球赛开幕式的，但那跟政治不一定有什么关系，跟政治领袖们喜欢足球有关。希腊好歹也是北约成员国，澳大利亚虽不是北约成员国但却是西方盟国。西方政治领袖们都没太在乎，也好像没看出希腊和澳大利亚有过什么不满，本来奥运会就是业余体育爱好者的竞技场。我们中国领导人好像也从没有出席在别国举行奥运会的开幕式。

　　理性和理智是根本

　　面对这次以奥运会为轴心的中西方的较量，我们如何看待呢？我认为，首先要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其次，我们要理性和理智。最后，我们要做好自己的事，这是爱国的根本体现。

　　首先，应当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当前我们的主要矛盾就是发展，完成工业化，完成邓小平的第三步战略目标。而奥运会是这个过程中展示我们成果的一个机会，是次要矛盾。而要在全球化的今天完成这个主要矛盾，我们需要以主人的姿态融入西方社会，而不是以利用的姿态。这样看，无论举办奥运会或其他大型活动中出现什么麻烦，这都是要服从发展这个大局，都要本着这个大局来处理这些问题。

　　其次，我们需要理性和理智。爱国不需要理由，但需要理智。理性宽容比“抵制”更富有智慧。苏轼在《留侯论》里写道，“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意思是说，真正勇敢的人会冷静睿智的处理问题。面对恶意诋毁和扩大、歪曲事实。谁都无法也没有权利管住别人的嘴巴，我们能够做的是要以平和而求是的态度从容面对。

　　英国诺丁汉大学中国研究所教授郑永年评论称，只要崛起中的中国和西方所想象的中国有差异，那么，这个中国就是西方难以接受的，这个中国也是西方会竭力围堵的。不过，从长远来看，西方少数人为中国制造的那么多的麻烦对中国来说“具有正面的意义”：中国如何理性和有效地处理可能的危机，是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崛起的标志。对中国来说，至少可以使很多人认识到国家崛起的困难。更重要的是，这一系列的危机让人思考中国应当崛起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

　　最后，我们要做好我们自己的事情，这是爱国的根本体现。

　　苑基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