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月初夏是串门的好时节，来访的一位客人是年近70的顾茂众，一头白发但精神很好。上次在硅谷见到他还是2001年，当时他刚刚从朗讯贝尔实验室退休，壮志未酬，满眼茫然。2001年的硅谷虽然已经从互联网泡沫的巅峰下滑，但高科技创业依旧疯狂，在世界高科技之巅的贝尔实验室从业多年的老顾那时来到硅谷，自然有寻求高科技创业的动机。
十几年转眼就过去了，老顾在上海不声不响做了一家小企业。老顾能做好一个企业没什么奇怪，令人意外的是该公司的产品是紧固件，用大白话说，就是做螺丝螺帽的。这对一个读研究院时专业是机器人、又在世界顶级的高科技实验室从事多年工作的人来说，他的“低科技”创业选择让人意外。因为社会上有种意识：高科技产业属于“高端大气上档次”的人，而“螺丝螺帽”这类没有科技含量的东西应该由口丝来做。同时，中国各级政府的各类政策也明显向高科技行业倾斜。
据考证，螺丝是公元前250年由希腊发明家阿基米德发明的，通过几千年的传播已经在世界各地广泛应用，时至今日当然是彻头彻尾的“低科技”产品，那么老顾怎么面对竞争呢？老顾说，虽然有很多模仿别人产品的浮躁竞争者，但螺丝这种东西做出来容易，但做好做精很难，魔鬼在细节之中。如果有人能够像他这样十几年专心做好螺丝，那么他输了也认了，可直到今天，他认为真正的竞争对手都在国外，而国内相应产品在高质量的市场没有竞争力。
老顾说，他最开始进入螺丝螺帽这一行是偶然被一个朋友拉进来的，但这十几年潜心做好这个小产品却也乐此不疲。他说做好螺丝螺帽的秘诀在于螺纹，螺纹的精度如何、表面光洁度如何才会让螺丝螺帽不会松弛，另外一个窍门是要求螺丝和螺帽的配合绝对垂直，否则再好的螺纹也还是容易松动。他还拷问大家，螺丝和螺帽之间的那个垫圈会让螺丝套件更紧固吗？在座的几位物理学家都说那是自然，但老顾否定了这个结果，并当场向大家讲解其中的原理。他嘲笑目前国内许多工程师还在设计中采用弹簧垫圈和尼龙螺帽，其实并不防松。
基于对螺丝的深入细致的研究，他申请了几十项专利，写了学术文章，还设计了一台检测机器专门检测螺丝螺帽的防松性能。他对螺丝的专注投入在业界获得了不错的口碑，他自豪地说，现在高铁用的防松螺帽只有两家，其一是家基于法国技术的产品，再就是他公司的产品了。近两百人的公司虽然只有10来位工程师做设计和研发，但这个小团队的创新产出足以维系公司的成长，而公司最宝贵的资源是那些兢兢业业、精益求精的熟练工人。
目前，老顾的公司每年已经有一两亿的销售额，更让他自豪的是公司的利润，近40%的毛利是很多高科技企业都做不到的。而成就这个创业过程，他没有从外部获取投资，完全靠自己的力量一步一步积累。因此，目前公司的股份仍然有95%由老顾拥有，另外5%分发给了关键员工。
老顾十几年如一日做螺丝的故事让在座的两位“高大上”的国家“千人计划”专家大赞“这才叫专注极致”。这两位来自硅谷的创业者有较好的创业记录，又是在备受政府厚爱的“高科技”领域创业，初回中国时也曾想着要把世界最先进的技术带回中国让它们在这里发扬光大并且走向世界，玩了几年市场才发现“高科技”这个标签更像个陷阱。
其中一位“高大上”是做高端智能装备的。他说做这种高科技产品，第一，团队要求很高，因此他的研发团队核心员工都来自硅谷，工资不会低于美国，其余的研发人员也必须招收中国最好的博士、硕士。第二，中国不仅不能做出高科技含量的核心部件，连根高质量的导管都做不出来，因此他们做机器的部件很多都得进口。第三，即使做出了世界最好的产品，中国客户也疑虑重重，他们不信中国品牌，也不需要“世界最先进”的产品，因此销售过程漫长而痛苦。而国外的客户则很容易把中国制造贴上了“便宜”的标签，而他们公司的产品由于人力资本和上游部件都没有太多成本优势，只能压缩利润空间。
另一位“高大上”在新能源领域做产品。这是个政策性很强的行业，欧美政府补助市场，而中国政府补助产能，硬生生让一批技术还未成熟的产品席卷市场，一旦政策发生变化，整个产业就是一地鸡毛。现在，一度由政府支持的新能源市场（例如太阳能发电等）十分低迷，但他相信新能源技术对社会是有价值的，于是把思路从政府引导的“高科技”移开，把目光投向中国民间真正能用的东西，他发现，这个领域能做的东西实在很多。最近他重温了一些18、19世纪的热力学过程，从中获得了很多技术灵感，再结合中国传统产业需要改造的状况，一系列基于几百年前科技成就的“低科技”产品脱颍而出。
这几位创业者都认为中国从政府到民间都希望“跨越式”超越西方发达国家的思路很有问题。创新犹如搭积木，每一项技术就是一个积木块，创新就是用这些积木块一层一层小心翼翼地往上码。所谓“跨越式”，就是指望只做最上面那一层，可是如果下面每一块积木都进口或者有问题，并且连中间几层都不好好做，自己就在最上层搭个光鲜亮丽的盖子，然后向世界宣布“我们首创”和实现了“跨越式”发展，这只不过是建在沙滩上的金字塔，不堪一击。
欧美过去几百年一波又一波的科技革命，不仅推出了一茬又一茬“高科技”明星企业，引领了世界科技发展的潮流，也沉淀了大量不那么亮丽醒目但却至关重要的提供基础产品的企业，他们年复一年地把原材料、螺丝、弹簧、齿轮、导管等不起眼的东西做得精益求精，成为其他产业的坚实基础。这些企业可能很小，也可能是家族承传，没有上市敲钟的光鲜热闹，然而奢华却掩藏在低调之中。西方几百年科技和产业的沉淀，又岂能是几个“大跃进”能够轻易跨越的？
目前，中国有大量的传统企业生存艰难，面临倒闭，于是很多人把转型的希望放在从“低科技”走向“高科技”的路径上。然而，商海从来没有清晰的逻辑而是个充满悖论的地方，当很多人想当然地把低科技产品等同于低利润的红海，而把高科技产品当成高利润的蓝海时，海水就会变色，利润就消失了。随着中国经济水平的上升，市场需要更好的东西，那些粗制滥造的东西丧失了吸引力，因此中国传统企业转型升级的前途在于专注极致地把基本产品做精，而不是去追求所谓的“高科技”，因为金字塔下层的基本产品市场是巨大的，卖不出价钱是因为没有做好。
其实，为什么要纠缠于“高科技”还是“低科技”呢？那么多鼓励“高科技”的政策对产业和社会的发展真的有益吗？政府的“高科技”企业认证又为哪般？在任何地方，只有最适合市场的产品，所谓“最先进”、“高科技”这些都只是外在的标签。当中国逐渐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的时候，没有必要再给自己贴各种闪亮标签和别人较劲，从政府到民间都应该转换思维，政府要学会谦卑、去掉“跨越”的浮躁、并管住乱指方向的手，让企业和创业者踏踏实实地在市场上找到位置，为市场而创造。
（本文作者董洁林博士是苏州大学商学院特聘教授，苏州大学企业创新和发展研究中心主任，清华大学中国科学技术政策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她于1988年在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文中所述仅代表她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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