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题目无非就是告诉我们，世界建筑的背后，有一种执著和倔强的人性。我们看建筑，实际上除了看到这些绚烂的形象，我们还会看到人性。
每次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建筑，我们会觉得视觉上很愉悦，我们心情感到受到触动，但制造这些形象的是人，而且多半是那些执著和顽强倔强的人，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从中至西也是这样。
雅典卫城，建在公元前七到六世纪。当时它不是为人修的，而是为保护雅典的女神，修在一个海边的高台上，这反映了一种执著和倔强。至今仍然是西方建筑史里头最经典的案例；我们的长城，当然我们的长城本身就是执著的。如果我们在执著里头再找一个最执著的话，应该就是北京的司马台长城，在一个如刀片般锋利的山脊上，还要修一堵长城。实际上这个刀片一样锋利的山脊，已经起到了城墙的作用，但还要修。人的倔强、人的执著，使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功利心所不能解释的，使我们达到一个文明需要我们达到的高度。
149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部著名的书，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建筑或者是艺术史上，一个谜一样的著作。谜，不仅在于它本身这部书的解释，还在于这部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很多研究的人会把它归功于美第奇，但更多的人愿意把它归功于建筑巨匠，也是文艺时期的一个艺术巨匠，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全才——阿尔贝蒂。这部书把建筑不再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利用男主人公在梦境，甚至是梦境当中的梦境所遇到的一些幻象，把建筑、人、自然联系在一起。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纵欲、狂欢、惊喜、奢华的场面，建筑第一次作为一个主角，可以成为人的欲望、人的情感的最终极的一种狂喜式的表现。
我们中国文化是比较内敛的，但这种狂喜、这种欲望、这种兴奋，仍然非常隐含地存在我们中国建筑当中。宁波的天一阁，四百多年，我们国家最早的私人藏书库。谜一样的院落，一个门通向另一方，另一个门通向另一方。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一边是什么，我们永远猜测那一边是什么，我们到了那一边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同时另一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的世界。这种东西也反映出来一种执著、一种倔强。
中西建筑都有，那么作为人的物质产品的执着和倔强的最集中的一个展示平台——世博会，当然也少不了建筑，当然也少不了对建筑的执著和倔强的展示。而且从一开始世博会的建设过程，就是命中注定要和这种执著绑在一起的。
1851年的伦敦，当时在定下来世博会这个事情以后，人们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来建一个当时不可能建造的巨大的场馆。所有的建筑师都在这个任务面前投降，那么这时候站出来一位英雄。当然我们管他叫英雄，实际上他仅仅是英国皇家花园的总园艺师——帕克斯顿。他说把这个事交给我，我可以四个月建成。但是不要让我建你们所习惯的房子，我给你们建一个温室。这种用当时铸铁，现在我们用钢和玻璃盖起来的房子，它不再是那种传统定义上的那种纪念性的房子，而是一个可以完成功能的、充满了阳光的、空气的、大空间的房子。最后这座巨大的温室，就成为了整个世界现代建筑的开始，因为它拓宽了当时对建筑的定义。
1889年巴黎，艾菲尔。实际上这个结构工程师艾菲尔本人，一直对于建最高的东西非常有憧憬。实际上艾菲尔曾经把这个塔的设计给巴塞罗那，也就是在前巴黎这一届的世博会提出来，但是没有被接受，因为被认为太危险。巴黎人接受了，但仍然被认为是危险的。这个三百二十四米的铁塔，有很多的结构工程师当时说，到了二百二十八米就必塌。所以大家就都去看着它塌，没塌。那么第二天还会塌，大家再去看，那么到现在它还没塌，而且成为了巴黎的标志。最高一种执著，在1889年的巴黎。实现的是第一次的最高。
1967年蒙特利尔，R•巴克明斯特•富勒。这是一个发明家兼建筑家、兼工程师、兼艺术家、兼所有的，一个惟一在历史上被哈佛大学从三个不同专业开除的人。显然当时即使是哈佛的教育对他来说仍然是不足够的。他也有一种执著，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思索，我们的建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建筑太重，浪费资源，所以他一生想修的就是要建最轻的房子。
蒙特利尔1967年博览会的美国馆，薄如蝉翼，围合了巨大的空间的房子，当时为世人所震惊。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世博会历史上，在推向某一种极致方面，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德国。这是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世博会，但是这次的世博会的风头却不在德国，而是被荷兰人抢走了。填海造田的荷兰人，从很早就感知到土地的局限和现代城市生活密度给人带来的问题。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热衷于讨论把一层土地上，再垂直地架起另一层土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荷兰馆里头得到体现，我们看到的是六层，不是建筑，也不是楼面，而是地面。荷兰人对密度 、对垂直摞起来的地面尝试和执著。
那么作为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世博会，也是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的世博会——上海世博会，肯定也是要反映一定的执著。西方在上海世博会上盖了很多印象深刻的馆，西班牙馆是其中一个。
西班牙馆的设计师——贝娜德塔•塔格利亚布，谈到她我们就必须谈到她的丈夫，她是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恩里克•米拉莱斯。米拉莱斯是一个夭折的天才，如果他不去世的话，人们认为西班牙的建筑文化会比现在进一步地奔放。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巴塞罗那北边的伊瓜拉达小镇所建的公墓，被认为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欧洲建筑里头最精美最感人的一个。
我们看到的西班牙馆实际上是在这条线索下发展，背后是一个几何的结构网格，前面是奔放的材料，这是原来的设计图。当然在实现的时候，这种奔放显然受到了其附近英国馆的影响，所以在实现的材料上变得更加奔放。西班牙人的执著，或者加泰罗尼亚人式的执着。
英国馆。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对现代工业化所作的贡献，我们也都知道英国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建设最完善的大学体系，我们也都知道英国人有一种另外的民族性，就是那种自嘲、幽默和毫不留情的刻薄，这样的民族性格，可以用一种诙谐、自嘲甚至是颠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建筑的理解。
英国馆的设计师赫斯维克，是波希米亚艺人。父母都是诗人和艺术家，他一直探讨把建筑做成尽可能不像我们所理解建筑的方式。这是他曾经在海滨设计的小屋。这是他在伦敦的商业中心区所作的桥，这个桥像一个虫子一样，不用的时候就卷起来，用的时候就打开。当然他在曼彻斯特就曾经研究过关于棘和刺这样的概念，在那个里头他不太走运，这个用木头制成的刺，不停地往下掉木屑。以至于他和这个刺的所有者都被起诉。但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我不相信他这次再被会起诉了。英国政府将这个英国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国家。所有的刺在尖端上有三到四粒不同植物的种子，英国馆和英国人的试图创造另一种建筑的执著。
那么我们中国馆是和而不同的执著，是源自于农业文明对共享的边界的执著。是足而不一定富，而不像是西方富而不一定足的这样一种执著。我们都知道中国馆实际上是两个竞标方案所组成的。一个是何镜堂院士所领导的东方之冠，当时叫中国器的方案，还有另一个是我和我的团队所作的，更平和一些的、更城市化一些的方案。后来合并，能够合并也取决于何镜堂院士。我不相信一个西方的建筑师，在拥有了这样的名望和地位以后，可以和一个年纪和自己不一样的、年轻很多，而且地位要差很多的建筑师去合作。但这个事情上，他的东方的这种性格决定了这个特点，这两个方案在一起的整合实际上经过了很多波动和扭转。比如说这是最初的整合，把两个方案叠在一起。第二版方案里头，我们已经有了主次之分，把主体更突出作为雕塑，把地区馆这一部分作为平台来衬托主体。第三版方案，按照很多人的提议，把主体转正，也就是和我们看到的，现在世博轴的主体平行，这样馆的入口就变成正南正北。在馆的主体形象受到一些争议的情况下，我们也曾做过很多相对比较梦浪的尝试去改变它。比如这样，比如这样。
当然最后这个主体形象得以保留，这个大致的形制也得以保留。那么红颜色是什么，再次是和而不同。当我们对最后的国家馆用什么颜色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美术学院专门研究故宫红墙的宋教授告诉我们，他说故宫红它都不是一种红，而是四十种红。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馆上用四十种红，所以我们最后用了四种红。这是大家最后所看到的，从最上面最深往下面逐渐浅。我们知道地区馆的周边刻了很多字，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中国人的执著，或者是中国人会遇到的特殊问题。这个最早我们是试图刻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简称，一个字的简称，比如北京就是京，上海就是沪，但这遇到了一个，我们把哪个字刻在哪个地方和哪个字挨着哪个字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因而被放弃了。最后刻下来的是二十四节气，也好。既然地区馆是地理、是空，那么刻上一点时间的因素，时空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好。还有一个可以证明，中国馆和而不同的这种执著的事情，是国家馆和地区馆之间的这个屋顶花园，这二万七千平米的屋顶花园，在2008年被上海市提出来，需要做一个最重要的场所之后，一直存在一个究竟使用什么样主题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主题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智慧。
我本人是清华大学的，从上学开始，我们一直往学校西边再走三百米就到了圆明园。圆明园再往里走一公里就到了九州景区。有小九州和大九州之分，它建于雍正和乾隆时期，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如何用抽象的方式，把一个巨大的宇宙浓缩到一个局部的咫尺天涯里头。同时我们还可以拥有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疆土的一些性格，小九州当然就指我们国家的疆土，大九州可以泛指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我们借助这个一主八辅的九个岛环绕在水面这样的形制，我们把国家馆就作为主，再做八个小岛环绕在它的周围，就形成了新九州清晏。当然这新的九州不再是具体的地理方位的表达，而是我们所讲到的人居生存条件的表达。从农田、湖泊、沼泽、山林，一直到荒漠。这种和而不同，我们能够突出体会到的是在世博会的现场，我们从底下看中国馆，从外面看中国馆，和我们到屋顶花园上再看中国馆，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更多地感到一个纪念性和一个相对亲民的、自由的一个空间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何和而不同地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中国馆本身从它的方案整合到所有的设计，实际上都在试图探讨一点，东方和而不同的智慧对我们当今城市的意义。那么建筑，规则的或者不规则的，秩序的或者不秩序的，好看的或者不好看的，除了给我们形成视觉的印象以外还能做什么？它还可以让我们放掉所有功利心的部分，用好奇心去看一看建筑背后所发生的故事，所发生的一代一代人的思想的变革，我们知道建筑的背后有很多不安分的头脑，建筑的背后有很多躁动着的灵魂。我相信这也是《创新中国》所提示我们注意的，我们在日常的柴米油盐这些现象的背后，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来阅读、来想象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被功利心所束缚的。有太多的东西我们的好奇心是被遗忘的。建筑是一种放纵我们好奇心的机会，而创新是我们人的智慧所赋予我们人的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每次我们看到一个漂亮的建筑，我们会觉得视觉上很愉悦，我们心情感到受到触动，但制造这些形象的是人，而且多半是那些执著和顽强倔强的人，从古至今都是这样，从中至西也是这样。
雅典卫城，建在公元前七到六世纪。当时它不是为人修的，而是为保护雅典的女神，修在一个海边的高台上，这反映了一种执著和倔强。至今仍然是西方建筑史里头最经典的案例；我们的长城，当然我们的长城本身就是执著的。如果我们在执著里头再找一个最执著的话，应该就是北京的司马台长城，在一个如刀片般锋利的山脊上，还要修一堵长城。实际上这个刀片一样锋利的山脊，已经起到了城墙的作用，但还要修。人的倔强、人的执著，使我们可以做出一些功利心所不能解释的，使我们达到一个文明需要我们达到的高度。
1499年在威尼斯出版的一部著名的书，在今天看来仍然是建筑或者是艺术史上，一个谜一样的著作。谜，不仅在于它本身这部书的解释，还在于这部书的作者到底是谁。很多研究的人会把它归功于美第奇，但更多的人愿意把它归功于建筑巨匠，也是文艺时期的一个艺术巨匠，我们说那个时候的人都是全才——阿尔贝蒂。这部书把建筑不再作为故事发生的背景，而是利用男主人公在梦境，甚至是梦境当中的梦境所遇到的一些幻象，把建筑、人、自然联系在一起。里面充满了各种各样的纵欲、狂欢、惊喜、奢华的场面，建筑第一次作为一个主角，可以成为人的欲望、人的情感的最终极的一种狂喜式的表现。
我们中国文化是比较内敛的，但这种狂喜、这种欲望、这种兴奋，仍然非常隐含地存在我们中国建筑当中。宁波的天一阁，四百多年，我们国家最早的私人藏书库。谜一样的院落，一个门通向另一方，另一个门通向另一方。我们永远不知道那一边是什么，我们永远猜测那一边是什么，我们到了那一边以后，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世界，同时另一个世界以外，还有另外的世界。这种东西也反映出来一种执著、一种倔强。
中西建筑都有，那么作为人的物质产品的执着和倔强的最集中的一个展示平台——世博会，当然也少不了建筑，当然也少不了对建筑的执著和倔强的展示。而且从一开始世博会的建设过程，就是命中注定要和这种执著绑在一起的。
1851年的伦敦，当时在定下来世博会这个事情以后，人们只有四个月的时间来建一个当时不可能建造的巨大的场馆。所有的建筑师都在这个任务面前投降，那么这时候站出来一位英雄。当然我们管他叫英雄，实际上他仅仅是英国皇家花园的总园艺师——帕克斯顿。他说把这个事交给我，我可以四个月建成。但是不要让我建你们所习惯的房子，我给你们建一个温室。这种用当时铸铁，现在我们用钢和玻璃盖起来的房子，它不再是那种传统定义上的那种纪念性的房子，而是一个可以完成功能的、充满了阳光的、空气的、大空间的房子。最后这座巨大的温室，就成为了整个世界现代建筑的开始，因为它拓宽了当时对建筑的定义。
1889年巴黎，艾菲尔。实际上这个结构工程师艾菲尔本人，一直对于建最高的东西非常有憧憬。实际上艾菲尔曾经把这个塔的设计给巴塞罗那，也就是在前巴黎这一届的世博会提出来，但是没有被接受，因为被认为太危险。巴黎人接受了，但仍然被认为是危险的。这个三百二十四米的铁塔，有很多的结构工程师当时说，到了二百二十八米就必塌。所以大家就都去看着它塌，没塌。那么第二天还会塌，大家再去看，那么到现在它还没塌，而且成为了巴黎的标志。最高一种执著，在1889年的巴黎。实现的是第一次的最高。
1967年蒙特利尔，R•巴克明斯特•富勒。这是一个发明家兼建筑家、兼工程师、兼艺术家、兼所有的，一个惟一在历史上被哈佛大学从三个不同专业开除的人。显然当时即使是哈佛的教育对他来说仍然是不足够的。他也有一种执著，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思索，我们的建筑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建筑太重，浪费资源，所以他一生想修的就是要建最轻的房子。
蒙特利尔1967年博览会的美国馆，薄如蝉翼，围合了巨大的空间的房子，当时为世人所震惊。我个人认为这也是世博会历史上，在推向某一种极致方面，最成功的案例之一。
2000年的汉诺威世博会，德国。这是德国在历史上第一次举办世博会，但是这次的世博会的风头却不在德国，而是被荷兰人抢走了。填海造田的荷兰人，从很早就感知到土地的局限和现代城市生活密度给人带来的问题。所以他们从一开始就热衷于讨论把一层土地上，再垂直地架起另一层土地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在荷兰馆里头得到体现，我们看到的是六层，不是建筑，也不是楼面，而是地面。荷兰人对密度 、对垂直摞起来的地面尝试和执著。
那么作为第一次在发展中国家举行的世博会，也是在人口最多的国家举行的世博会——上海世博会，肯定也是要反映一定的执著。西方在上海世博会上盖了很多印象深刻的馆，西班牙馆是其中一个。
西班牙馆的设计师——贝娜德塔•塔格利亚布，谈到她我们就必须谈到她的丈夫，她是她丈夫的第二任妻子——恩里克•米拉莱斯。米拉莱斯是一个夭折的天才，如果他不去世的话，人们认为西班牙的建筑文化会比现在进一步地奔放。他和他的第一任妻子在巴塞罗那北边的伊瓜拉达小镇所建的公墓，被认为是在九十年代以后的欧洲建筑里头最精美最感人的一个。
我们看到的西班牙馆实际上是在这条线索下发展，背后是一个几何的结构网格，前面是奔放的材料，这是原来的设计图。当然在实现的时候，这种奔放显然受到了其附近英国馆的影响，所以在实现的材料上变得更加奔放。西班牙人的执著，或者加泰罗尼亚人式的执着。
英国馆。我们都知道英国人对现代工业化所作的贡献，我们也都知道英国有世界上历史最悠久和建设最完善的大学体系，我们也都知道英国人有一种另外的民族性，就是那种自嘲、幽默和毫不留情的刻薄，这样的民族性格，可以用一种诙谐、自嘲甚至是颠覆的方式，来表达他们对建筑的理解。
英国馆的设计师赫斯维克，是波希米亚艺人。父母都是诗人和艺术家，他一直探讨把建筑做成尽可能不像我们所理解建筑的方式。这是他曾经在海滨设计的小屋。这是他在伦敦的商业中心区所作的桥，这个桥像一个虫子一样，不用的时候就卷起来，用的时候就打开。当然他在曼彻斯特就曾经研究过关于棘和刺这样的概念，在那个里头他不太走运，这个用木头制成的刺，不停地往下掉木屑。以至于他和这个刺的所有者都被起诉。但人不可能在同一个地方栽两次跟头，我不相信他这次再被会起诉了。英国政府将这个英国馆作为一个礼物送给我们国家。所有的刺在尖端上有三到四粒不同植物的种子，英国馆和英国人的试图创造另一种建筑的执著。
那么我们中国馆是和而不同的执著，是源自于农业文明对共享的边界的执著。是足而不一定富，而不像是西方富而不一定足的这样一种执著。我们都知道中国馆实际上是两个竞标方案所组成的。一个是何镜堂院士所领导的东方之冠，当时叫中国器的方案，还有另一个是我和我的团队所作的，更平和一些的、更城市化一些的方案。后来合并，能够合并也取决于何镜堂院士。我不相信一个西方的建筑师，在拥有了这样的名望和地位以后，可以和一个年纪和自己不一样的、年轻很多，而且地位要差很多的建筑师去合作。但这个事情上，他的东方的这种性格决定了这个特点，这两个方案在一起的整合实际上经过了很多波动和扭转。比如说这是最初的整合，把两个方案叠在一起。第二版方案里头，我们已经有了主次之分，把主体更突出作为雕塑，把地区馆这一部分作为平台来衬托主体。第三版方案，按照很多人的提议，把主体转正，也就是和我们看到的，现在世博轴的主体平行，这样馆的入口就变成正南正北。在馆的主体形象受到一些争议的情况下，我们也曾做过很多相对比较梦浪的尝试去改变它。比如这样，比如这样。
当然最后这个主体形象得以保留，这个大致的形制也得以保留。那么红颜色是什么，再次是和而不同。当我们对最后的国家馆用什么颜色没有办法的时候，这个时候中国美术学院专门研究故宫红墙的宋教授告诉我们，他说故宫红它都不是一种红，而是四十种红。当然我们不可能在一个馆上用四十种红，所以我们最后用了四种红。这是大家最后所看到的，从最上面最深往下面逐渐浅。我们知道地区馆的周边刻了很多字，这个里头也有很多的故事，也有很多中国人的执著，或者是中国人会遇到的特殊问题。这个最早我们是试图刻三十二个省市自治区的简称，一个字的简称，比如北京就是京，上海就是沪，但这遇到了一个，我们把哪个字刻在哪个地方和哪个字挨着哪个字刻的问题，这是政治问题，因而被放弃了。最后刻下来的是二十四节气，也好。既然地区馆是地理、是空，那么刻上一点时间的因素，时空统一也没有什么不好。还有一个可以证明，中国馆和而不同的这种执著的事情，是国家馆和地区馆之间的这个屋顶花园，这二万七千平米的屋顶花园，在2008年被上海市提出来，需要做一个最重要的场所之后，一直存在一个究竟使用什么样主题的问题。那么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个主题也是来自于我们中国传统的和而不同的智慧。
我本人是清华大学的，从上学开始，我们一直往学校西边再走三百米就到了圆明园。圆明园再往里走一公里就到了九州景区。有小九州和大九州之分，它建于雍正和乾隆时期，它所反映的是我们如何用抽象的方式，把一个巨大的宇宙浓缩到一个局部的咫尺天涯里头。同时我们还可以拥有所有我们能够想象到的疆土的一些性格，小九州当然就指我们国家的疆土，大九州可以泛指整个世界乃至整个宇宙。我们借助这个一主八辅的九个岛环绕在水面这样的形制，我们把国家馆就作为主，再做八个小岛环绕在它的周围，就形成了新九州清晏。当然这新的九州不再是具体的地理方位的表达，而是我们所讲到的人居生存条件的表达。从农田、湖泊、沼泽、山林，一直到荒漠。这种和而不同，我们能够突出体会到的是在世博会的现场，我们从底下看中国馆，从外面看中国馆，和我们到屋顶花园上再看中国馆，是会有不同的感受。因为这个时候我们会更多地感到一个纪念性和一个相对亲民的、自由的一个空间是如何结合在一起，如何和而不同地结合在一起的。
所以中国馆本身从它的方案整合到所有的设计，实际上都在试图探讨一点，东方和而不同的智慧对我们当今城市的意义。那么建筑，规则的或者不规则的，秩序的或者不秩序的，好看的或者不好看的，除了给我们形成视觉的印象以外还能做什么？它还可以让我们放掉所有功利心的部分，用好奇心去看一看建筑背后所发生的故事，所发生的一代一代人的思想的变革，我们知道建筑的背后有很多不安分的头脑，建筑的背后有很多躁动着的灵魂。我相信这也是《创新中国》所提示我们注意的，我们在日常的柴米油盐这些现象的背后，如果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思考、来阅读、来想象的话，我们会发现有太多的东西是被功利心所束缚的。有太多的东西我们的好奇心是被遗忘的。建筑是一种放纵我们好奇心的机会，而创新是我们人的智慧所赋予我们人的一种有尊严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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