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屋敷村中日映画道场

   离开山形电影节，我们要去中日映画道场，也就是中日纪录片作者交流工作坊吧。地点就在小川当年拍片的古屋敷村，这里就在离山形很近的上山市。整个山形地区的温泉都很有名，而上山更有很多有特色的温泉旅馆，去年比较有名的日本电影《入殓师》就是在上山拍摄的。旅游地图上专门标注着详细的电影拍摄地点。

    古屋敷村很安静，环境很美。当年的大多数村民如今都搬到城市里去了，剩下常驻的大概仅有三四家吧。这里变成了季节性的乡间别墅。彻底荒弃的屋子也很多，巨大的蛛网盘在屋子拐角，有间屋子门口扔着一台废弃的松下电视。

    我们住在一座宽敞的日式大屋里。这座大房子旁边就是一个小瀑布，站在瀑布下的正前方，能感觉到清凉的水雾，我用随身的小DV拍了10分钟瀑布特写，觉得它的声音很迷人。

    在连接厨房和外面大房间的隔间处，我看到一件熟悉的物品，一个老的日式梳妆台。我家从小就有一个同一式样的梳妆台，比在古屋敷村看到的这个材质更好，更精致，是檀木的。那是我姥姥当年的嫁妆之一，她大概是1940年出嫁的，那时我们老家承德还在日本占领之下。姥姥一直和我们生活在一起，1995年她去世之后，那个梳妆台仍旧放在她过去的房间的原处，保存的仍旧很好，镜面始终光亮。这是连接我的个人生活记忆和古屋敷村的一个“叠印”。

    第一天迎接我们的还有上山市的副市长，相当年轻。我没记得他讲过什么话，此后两三天，他会偶尔在大家吃晚饭时出现，从不发表讲话，从不和我们一起上桌吃饭，只是陪在一旁，或者端盘子倒水进行服务。我们自己国家官员们的作风与这个迥异。

    第一顿饭是草地上的午餐，中国和日本的纪录片工作者，以及山形电影节的工作人员，翻译和志愿人员，还有老一代的纪录片人士，大概有30，40人。大津幸四郎，小川和土本原来的摄影师，还有木村迪夫，《日本国古屋敷村》片尾诗歌的作者，他也在《牧野村千年物语》中出现。是他最早邀请小川来到山形。他的头发都白了，但人还很精神，最近领了一 个诗歌奖。他旁边坐着小川的副导演饭冢俊男，08年宋庄交流周小川回顾展时来过。对他们来说，他们是回到自己原来呆过的地方，对我们来说，他们则是从电影中走到了现实场景里来。

    这是一次电影节之后的修整，处于“节”和日常状态之间。很轻松，看上去有点类似电影爱好者秋令营。不过，来这里的主题很明确，一切都围绕电影。吃完午饭就开始。我们步行去村子上面。小路两侧，是幽深的林子，环境始终保持着天然气息。桥头旁边立着《日本国古屋敷村》里那座猎熊人的石碑。还有刻着电影结尾处那位老奶奶的浮雕，下面的碑文注明此片在柏林电影节获奖。这个碑并不显眼，没有像风景点那样故意把牌子做得很醒目。

    我们的活动地点在村子上头的另一座日式大屋里，这个地点在小川当年的电影里还是稻田。如今稻田已经不复存在，这里改造成了一个烤鱼屋。主人把下午的时间都让给我们作为讲座和放映的场所。

    在古屋敷村的第一个电影活动就是看小川的《日本国古屋敷村》。这是我第二次看这个片子，第一次是08年宋庄纪录片交流周。重看《古屋敷村》，仍旧很新鲜，并且留意到第一次没发现的一些细节，比如小川使用字幕和画外音的方式，非常复杂。这个电影是一个宇宙，一个仍在呼吸的有机体，它会比这个村子存在的时间更久。影片结束时，外面夜色早已降临，片尾曲声中，屏幕完全变黑，房间也一片黑暗，《古屋敷村》这部电影被包裹在古屋敷村这个村子里的夜色里。这是我在这里最深的电影体验。

    吃完晚饭就是酒话会。酒＋谈电影。第一天小川的副导演饭冢讲述当年的剧组经历。有意思的是小川是剧组中第一个在成田机场做飞机的人，是为了去柏林电影节放映《日本国古屋敷村》。而成田正是小川拍摄农民反对建设机场的三里冢系列的所在地。

    小川的摄影师大津先生瘦小，但讲起话来滔滔不绝，比年轻人还更精力旺盛。五六个人坐在他周围，围着地上的炭火塘夜话，虽然说了什么都忘了，不过那种感觉挺享受。外面的夜之外，才是我们遥远的现实生活。困了大家就在塌塌米的床铺上找个地方睡觉，其他人继续聊。

    接下来几天仍旧是看片，讨论，晚上边喝边聊。还有劳动，我们去割了矛草。指导割草的人说，我们所有人割下来的茅草，一共只够铺满一个房顶的1／8。山上的森林呈现出红黄绿映衬的颜色，让我想起了中国北方的山，想起我在甘肃拍片的地方，想起曾来日本修禅和当过护林员的诗人加里·施奈德。艺术讨论多了不是什么好事，所以有机会在此象征性地卖把子力气干干活挺开心。

    另一个重要内容是学习使用8毫米摄像机。大家分成几组，中日纪录片作者搭档拍摄，其实也无所谓什么主题，每组有一段声音作为参考，以此发展出自己的拍摄动机。黄伟凯请为易思成夫人和我们做饭的老奶奶客串出演他的爱情主题短片；毛晨雨拍了他的柿子树；孙悦凌的片子在放映时最受欢迎，里面出现了现在的村民和他们的孩子；我们组人最多，有4个人，我和季丹还有另外两个年轻日本导演。每个人有1分半钟的胶片。由于达不成统一意见，最后大家各自为政。

    拍摄中我们去了村中的木器厂，这里原来是村里的小学，目前的人口数量这么少，村小的存在已经没有必要。老板说小川夫人原来想买下这个房子，后来可能因为太贵放弃了。他没看过《日本国古屋敷村》，问我们拍纪录片挣钱吗？二楼的房间里仍旧保留着小学原来的黑板，上面有组数字，似乎标注着这里的经纬度。

    我开始的想法里包括让大津先生站在瀑布前面拿着我的DV拍我，我则用8毫米摄像机拍摄他，这是来自两个时代的人的对视。最终的想法则是向小川的《日本国古屋敷村》致敬。原片最后一个镜头是拄拐杖的老奶奶对着摄像机问：“我可以走了吗？”然后走过桥，电影结束。我请朝子在我的左手里写上这句话的日文拼音，开机，我的左手，拿开，然后镜头跟随我走过桥，我的影片结束。

    我在想作为纪录片作者我在这里的收获是什么呢？某种气场？在如今的时代，不知道模仿小川的工作方式还是否可能。但他影片中的力量仍旧让人着迷。来自饭冢和大津的更多是过来人的经验，鼓励，对当年的生动回忆。你会离传说更近，但并不会产生真实的碰撞。他们是胶片时代的英雄，gthutr9我们大多数时候还是得探索自己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