令人失望的人民代表大会

　　每逢新年伊始到第一季度末，中国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从乡镇到中央共五级，都陆续召开，短则三五天，长则十余天。此时，人大代表汇聚一堂，侃侃而谈，切磋国是，建言献策。但细加考量，涉及民生民权、底层切身利益、真正为民众所关注的话题，总显得少了，谈成绩多了。 　　详察与会的每一级人民代表大会成员，大多为下一级政府官员代表，故勿宁说人大会乃“官代会”、“党代会”为确切。2005年全国“两会”期间，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在接受记者采访时，针对我国各级人大代表中官员占70％的构成现状，曾大声疾呼“代表中的官员之多是世界罕见的，人民代表大会不是官员代表大会！”（中新浙江网2005年2月23日电）疾呼归疾呼，官员为主导的梯级形“人大”会现状仍依然故我，恐一时半会无法得到改观。 　　就像义务教育不义务、“公仆”不是真公仆一样，人大代表不代表人民。他代表的只是权贵阶层，是旱涝保收地领着薪俸的大小官员。其尽职与否、德才备否，民众一直插不上话。混迹其中者，也不乏 “盗起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吏奸而不知禁，法斁而不知理，坐糜廪粟而不知耻”的官痞吏蠹，泡泡会、露露脸，威严如仪、“等因奉此”地履行着所谓人大职责。 　　中国的实情，从全局性说是农民多，从区域性论，东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外来务工人员多，这种现实折射到人大会的人大代表构成上，总得不到应有的体现和参与，总被漠视乃至无视而摒除在外。 　　人大代表的符号意义自建国50多年来一以贯之更多的体现为一种身份、一种荣誉，甚至一种护身符，而不是负载的为民请命、为民立言、为民维权的职责。稀缺的名额为官员“近水楼台先得月”地占据了，却又不能真正谦卑、恭敬的履行职责，为民服务，除了一年一度的开会，从声屏上见其影、听其声外，其他的时间、场合，何曾遇到？民众有何问题、困难，能找得到他吗？找到他后能得到认真负责的接待和回应吗？群体性的失职失责已不成问题，人人司空见惯，人人见惯不怪，不再寄予期望。倒是极少数“另类”人大代表设立接待日、接受选民咨询、向选民述职等方面做了点“份内”工作，却成了极具新闻价值的新闻，被大肆宣扬。这是人大的悲哀，还是13亿国民的悲哀？ 　　各级人大会的食、住、行和纸张茶水，要耗费巨额公共资金（各级财政投入）成本，并没有产出如民众所期望的效果。如果人大代表能在平日更多的亲民为民，倾听民意，或许能减少许多民怨，畅通上下，沟通政府与百姓的所欲所求。 　　中国的人大代表均为兼职，没有专职。而兼职者，也是领着“公帑”的各级官员，是拿着纳税人的钱从事公务活动的“公仆”，再忙，一周或一月，抽出点时间零距离地接触所在地的选民，是应该和必要的。我采访过香港的议员，他们都要雇专人值守办公室，公开专线电话和自己的手机号码，随时接受民众的求助、反映和投诉。事后还要反馈，给选民一个交代。 　　反观我们内地的人大代表，当得太轻松了，一年中若组织集体视察，也是风风光光地走马观花，做点表面文章，不一定能“俯察”到什么基层问题。只有到了年底，才临时抱佛脚似的急急忙忙硬挤时间，杜撰个议案，凑个数，以此应卯了事。 　　“官代会”上，衮衮诸公云集，顾忌也多，讳饰不免，直指民心诉求的敏感议题避了、少了，你说好，我说形势喜人，他拐着弯子说面貌大变，曲径通幽地为一律为执政者涂脂抹粉、烘托政绩，话尾不忘顺便拍拍上层的马屁：这一切归功于上级党委、政府的英明领导、有力支持。就这样，官员垄断了议政的话语权，盘点掺水的数字、美妙的言词，给人大会场内外渲染了成果丰硕、一片喜气的假象。加上广播、电视、报纸、互联网的交互作用和全方位轰炸下，入目入耳，真真是尽态极妍，无人不欣欣然陶醉，自我感觉良好，令人不能不信以为真！ 　　人大代表中官员多了，平民百姓自然就少了。点缀其间的若干无官方身份的人大代表，置身于衣着光鲜毕挺、说话头头是道的领导群，满耳是那动辄将本地工作计划吹得天花乱坠的高调，不免自惭人微位卑，身贱言轻。自己想对真实的社情民意不和谐不合拍地置喙插话，往往“口欲言而嗫嚅”地咽回去，即使壮胆吐出来，其声如蚁，也是曲低和寡。得不到众人的重视和回应，产生不了应有的效果。 　　珍惜人大资源、强化人大职能，人大代表的精英化、专业化、专职化，定然是百姓之福、国家之幸！ 　　既然是人民代表大会，循名责实，就应该多多体现最广泛的老百姓的意志、呼求，而淡化党派、权贵的意志或旨意。揆诸现实，难惬人意。不满意有二：一是人大代表中的平民名额太少；二是监督一府两院（其实就是监督官员和司法人员）的监督职能太弱。作为法律赋予的最高权力机关的人大会，对越腐越升、“带病”升迁的官场丑闻，就应勇敢负起失察渎职之责，实行事后追惩、痛揭黑幕的问责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