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天空的都市

在影片《地下》的结尾部分，有这样一段独白：“当我们向子孙讲述这个故事时，它会像所有故事那样开始：‘在很久很久以前，曾有一个国家……”　在这部影片拍摄八年后，导演库斯图里卡的预言成为现实：2003年，南斯拉夫作为一个国名，彻底成为历史，而变成了永久的过去式。

《地下》具有库斯图里卡本人鲜明的风格，疯狂的荒诞，天才的想像，黑色的喜剧，隐晦的暗喻，令观众“在忍俊不禁的同时又热泪盈眶”。这强大的感染力如大江在河一泻千里，使得这部160分钟的影片对于观众而言，只显得似乎还不够长。故事从1941年的贝尔格莱德开始，共产党员马高与他的朋友黑仔醉酒狂欢，赶着马车在深夜的街道上疾驰，一边鸣枪作乐，一边向身后跟着他们奔跑伴奏的乐队挥洒纸钞（这乐队正是导演本人作为贝斯手而组建的无烟乐队）。当马高把一朵玫瑰花插在妓女的屁股上时，他并没有想到，几个钟头后，德军的轰炸机将会把这个城市变成一片废墟。

黑仔为了女演员娜塔莉亚而被德军逮捕，马高在救回他们后，把黑仔和其他反抗组织成员的亲属藏在马高祖父的巨大地下室里。他们在这里为反抗组织制作枪支弹药，然而当战争结束后，为了得到娜塔莉亚，更为了巨大的利益，马高谎称战争仍在继续，地下的人们在艰难的条件下生活了二十年，制作的弹药被已经成为战斗英雄、国家高级领导人的马高走私到国外牟取暴利。

“地下”这一情节显得荒诞又真实。当地下的人们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眼含泪花深情地唱起了：“铁托同志你是人民的希望，老年人年青人全国人民都爱戴你，你就是春天的花朵，塞尔维亚不会忘记你”，这悲惨心酸的一幕却令人感到如此熟悉：这歌词和我们中国人所歌唱的“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大救星”岂非如出一辙？我们也曾在“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与“苏修虎视眈眈”的危机感中，怀着对领袖的崇拜，甘愿让渡个人的权利，饿着肚子建设社会主义。也许对于所有的集权统治者来说，通过信息渠道的控制封锁，以虚假的危机感、美好崇高的名词换取群众的凝聚、忠诚、牺牲，都是最简捷有效的手段。

不同之处也许在于，天性快活的南方民族，即使是单一机械化的革命清教主义，也不能扼杀他们对生活的热情。他们像传说里的希腊英雄，精力充沛，在战斗的空余里以各种妙想寻欢作乐。令南斯拉夫人口锐减了11％的残酷二战，在影片中似乎只不过是一场充满了欢乐刺激的冒险，即使在地下，人们依然以音乐舞蹈美酒的狂欢来表达生之喜悦。这样强劲的生命力，在开化过早而严肃抑郁的北方民族看来，甚至显得有点不可思议。

然而命运之神的双翼已经展开，这样的欢乐转瞬即逝。这欧洲的火药桶，多民族的巴尔干半岛似乎注定与战争结下了不解之缘。回到地上的人们在茫然中又迎来了以民族独立的名义而展开的内战和种族清洗，赛族克族穆族阿族的混战永无止息。马高的弟弟在被背叛的愤怒中将哥哥打了个半死，随后在教堂里悬梁自尽。成了游击队头目的黑仔下令处死军火贩子马高和娜塔莉亚，却发现死去的原来是最好的朋友和深爱的女人。燃烧着尸体的轮椅围绕着倒立的十字架自转，黑仔地徒劳举着大衣，凄惶地跟在轮椅火球后面……“当兄弟相残，战争就真地来临了。”

影片的结尾是魔幻式的光明。黑仔跟随死去的儿子跃入井中。在长达近两分钟的静默里，死去的朋友在水中一一浮现。 当他们再次来到陆地上，死去多年的亲人又重新回到人们中间，衰老的人变得年轻，残疾的人甩掉了轮椅，就连口吃的弟弟也能流利而自然地说出心中的故事。在人们的歌舞中，这乐土与大陆分割开来，向海面上漂浮，成了一座欢乐的孤岛。

也许埃米尔库斯图里卡那永远无法回来的故国，只能存在于云水飘渺之间？

这部魔幻现实主义的史诗，正是以这样滑稽的人物、爆笑荒诞的情节，讲述了一个如此悲哀的故事。大气磅礴的构架，可圈可点的细节也处处可见，如片中时时响起的那首传奇的莉莉玛莲一样，令人难以忘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