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之路

2012年最引人瞩目的两件大事——美国大选和中国领导人换届相继完成。作为全球第一和第二大经济体，中美关系如何发展深刻地影响着全球经济形势。

　　关于中美经贸关系未来的发展，本报采访了四位在这一领域颇有建树的学者：中国社科院美国研究所经济室主任王孜弘、中国现代国家关系研究院美国所副所长王鸿刚、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曲星以及国家行政学院经济部主任周绍朋。

　　经济观察报：未来几年里，中美双边关系将怎样发展？

　　王鸿刚：美国2012年大选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民主党和共和党都把中国议题化了，很多人说这是竞选语言，中国方面也表现出少有的淡定，但我认为这次的淡定并不充分。美国两党共同讨论中国，集中于经济领域，而不是政治形态或军事威胁，这发出一个重要信号，中美经济关系已经成为美国两党及民众共同关注的话题，有可能成为中美两国的核心议题，而且这种关切，并不会随着选举的结束而消失。中美在经济领域已经形成竞争关系，相互主导下一站中美关系的基调。这是一个再平衡的过程，最终还将是一个双赢的过程。

　　王孜弘：美国大选中关于中国因素的各种讨论，是大选体制下的结果。中美两国经济关系比较密切，自然受到的关注更多些。过去四年，美国经历了一个缓慢复苏的过程，这是因为一方面经济衰退比较严重，另一方面，这种复苏并未破坏市场规则，这一状况对中美关系没有多大影响。

　　曲星：目前中美之间既有合作，也有竞争甚至斗争，这一模式是30年来磨合出来的，是最符合双方利益的。双方都知道哪些可以做，哪些不能触碰。中美经济相互间的高度依存，也决定了双方承受不起大的变故。

　　经济观察报：未来影响中美关系的关键因素是什么？

　　王孜弘：中美关系最大的影响因素还是各自的经济发展问题，如果一方经济萎缩，那么合作的余地就会受影响，比如美国前段时间经济萎缩，对中国的进口就少一些。当然还有一些比如双方安全因素的考虑。另外，中国经济改革将如何深入，一定会影响到中美之间的经贸关系。

　　曲星：经济方面，美国再工业化政策、汇率问题、能源问题将会影响到中美关系。美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结构性问题，即产业空心化，经济比较脆弱，为此奥巴马提出了再工业化的目标。如果推行再工业化，美国对制造品的进口会有所减少，对中国制造业成品的依赖程度会相对降低，不过这样汇率方面的压力会小一点。

　　美国已经意识到自己在能源方面的对外依赖问题，并有意减少这种依赖，而同时中国在能源上的对外依赖在增加。如果美国能源自给自足的程度高一些，其抑制国际石油价格过高的关切度可能降低，这将对两国关系产生一些微妙影响。另外，在新能源合作方面中美还有一些空间，但美国出于经济以外因素的担心，这种合作现在没有办法进行。

　　周绍朋：中国人均收入将会有大幅增长，随之而来的是购买力的大幅提高。美国在消费领域潜力已经饱和了，中国的市场对其还是有重要意义的。同时，中国越来越强调进口、减少顺差、促进贸易平衡，对中国与其他国家包括美国在内的贸易发展，是有利的。

　　经济观察报：舆论将中国看作美国的一个竞争对手，美国国内也不乏这样的说法。

　　王鸿刚：中美之间的竞争关系是局部的。经济规模和质量、综合实力都有很大差别，并不等量齐观。中美之间肯定存在竞争，但这种竞争并不是独特的，高端产业、创新能力、货币主导权及份额的竞争，所有大国间都存在。中美竞争关系受人关注，是因为中国的发展潜力很大，因而不确定性也很大。中国可能会成长为一个与美国并驾齐驱的大国，但经济的可持续性、政治的稳定性，在美国看来这些都是存在疑问的。所以不宜过分夸大中美关系的独特性，那实际上是给中美关系布了一个不易破解的局。中美关系的竞争，主要体现在经济的某些领域。

　　王孜弘：中美之间的经济关系肯定是越来越密切，但如果比较两国的经济总量，最近几年差距虽有所缩小，但相较于30年前，两国的差距是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最近这几年的缩小，原因不好说，一定程度上与中国经济增速有关，也与人民币有关。

　　经济观察报：关于最近中美之间出现的贸易摩擦，比如三一重工投资遇阻，原因上现在有一个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争论，您怎么看待？

　　王孜弘：这些纠纷实际上就是商业纠纷，美国的调查是很正常的。美国和日本、日本和欧洲都存在这种情况，不用扯到中美关系层面。中国如果觉得某个美国企业有补贴，也可以去调查。最后的结果有可能是有补贴，也有可能是判断失误，很正常。现在这种情况，虽然相对于小布什时期有点多，但还不至于影响到两国关系。能不能上升到贸易保护主义的高度也要区别对待。

　　曲星：华为、三一重工在美国的遭遇其实更多是政治考量，并不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因素，是两国之间大的信任没有建立起来，所以美国对来自中国的企业，尤其是高新技术核心企业会有顾虑。美国政府也知道这些企业的投资对美国有益，但如果要为此付出政治代价，他们就会认为是一种损害。大选之后，这种因素短期内很难消失，随时会被提及，中国的大规模投资可能随时会遇到这种情况。而中美之间在亚洲问题上的一些不同意见也会影响中美互信的建立。

　　周绍朋：贸易摩擦在中美之间是个经济问题，但又不完全是，政治因素会起到作用。以贸易状况来看，两国之间依存度很高。长远来看，排除临时性的摩擦，中美之间的贸易发展还是有前景的。但同时，中国技术进步和技术创新发展很快，两国在技术方面差异会缩小，随着技术进步，中国的高新技术产品结构也在提升。这样，中美之间商品的互补性减小，重叠的部分会越来越多，从原来互补性到有一些竞争，当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因为其他问题交织在一起时，在贸易上会有一些影响。

　　经济观察报：中美以往在制造业领域，可以概括为生产国和消费国的关系，这种关系是否会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美国工业的再工业化发生转变？

　　王鸿刚：短期内中美之间的基本关系不会变，比如美国公司到中国投产，这种基本链条还是存在的，但有一些新变化。第一，中国劳动力成本确实在上升，中国的投资环境对于美国来说并不那么宽松了。美国一部分在华投资公司，在不断向国会抱怨他们在华投资的环境，投资阻碍在增加。这决定了这种双边基础在发生松动。另外，中国企业对美国开展投资，是中美两国都乐见的，美国的地方州政府表示欢迎，但华盛顿对中国企业，尤其是对大中型国企存在疑虑，所以新的现象就是，中国对美投资会出现欢迎与拒斥、合作与竞争的并存。美国要恢复的是高端制造业，美国一直是制造业大国。制造业天生要贴近消费者，所以这部分制造业本来并没有受到影响。短期内中美之间在制造业领域不会有严重冲突。问题是中国制造业往高端走，可能会遇到美国的障碍。

　　王孜弘：美国制造业回流对中国的影响不会很大。美国70%的GDP靠消费拉动，中国主要靠投资特别是出口推动。美国的制造业回流需要调整，也需要技术升级，不是简单地把在中国的生产流水线拉回去，比如一些劳动密集型领域。这种格局没有变，中美发展模式不同，这是一个合理分工。

　　经济观察报：货币领域，美国会怎样看待人民币国际化？

　　王鸿刚：美元和人民币的关系对中美双边关系而言不是问题，中美双边贸易还是美元结算，关键是在东亚。美元的基础是在中东，只要石油用美元计算，美元就没有问题。国际贸易方面，现在开始出现人民币结算。目前，东亚地区甚至太平洋西海岸地区是否用美元结算，对美国来说至关重要。亚洲正在产生的货币一体化趋势，对美元的削弱是存在的。

　　对于这个问题，美国会有一个相对平和的考量：人民币和日元无法完全捆绑。即使捆绑了，短期对美元也很难产生较大冲击。即便中国的经济体量足够大了，和其他国家的联系足够紧密了，仍旧存在信誉、使用路径的问题。货币使用是一个长期问题。人民币力量上升取代的可能是欧盟的份额，美国始终保持一个大盘子，会采取比较平和的战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