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开史书看看，要论士人敢说话，还得数宋明两朝。尤其明朝，敢指着皇帝老儿鼻子尖破口大骂的大有人在。你说这些家伙是作秀也好，说他们是想通过“讪君卖直”继而青史留名也罢，但那股子气你是不得不伸出大拇指，赞一声“真牛”的。不服？跟你上司这么说话试试。
明朝万历17年（1590年）快要过春节的时候，有一个叫雒于仁的老兄，虽然只是个大理寺评事（就是管刑事案件最后审核的七品官），大概是看身边那些给事中、御史们骂皇帝挺过瘾，嘴皮子发痒，便干了件不属于分内的事情——上了份《恭进四箴疏》，言语很不客气，就跟骂阶下囚一样批评当朝皇帝：你嗜酒、恋色、贪财、尚气，中“酒色财气”的毒已经很深，要提高警惕了。雒于仁说，你天天美味佳肴，从白天吃喝到深夜；宠爱郑贵妃，为了让她儿子做接班人，迟迟不立太子；动不动就向下面的人索要财物，搜刮钱帛；并且脾气太大，动不动拷打这个宫女，鞭笞那个太监——嗜酒会腐肠，恋色则伐性，贪财会丧志，尚气则戕害身体，四病缠绕身心，哪有什么药能治好你！
够狠吧？要知道，这时候的万历皇帝已不是十岁八岁的毛孩子，而是马上就三十岁的壮汉了。敢这么在太岁头上动土，狠拍老虎屁股，没点不要命的劲儿是干不出来的。更有看头的是，被七品小官指着鼻子骂了个狗血喷头之后，皇帝先生并没有羞愧地找个地缝钻进去，而是委屈地掰着手指头，一一为自己辩解——脾气还算是不错。
根据《明神宗实录》记载，春节过后，皇帝先生把申时行等内阁辅臣叫到一起，把雒于仁的奏折给他们看完之后，向这些亲信们大倒苦水：第一，说朕好酒，谁还不喝点酒？“若酒后舞刀弄剑，非帝王举动，岂有是事？”这话有两种解释，一是“说帝王酒后不该舞刀弄剑，哪有这样的说法”，二是“
有才，真是太有才了！不愧贵为天子，连自我辩护都这么有水平。看把人家皇帝委屈的：人非圣贤，谁还没有七情六欲，吃点喝点，宠个妃子，弄点银子花花，手痒了打打下人，都是多大点儿事？你们做臣子的想表明自己的正直诤言，也不能随便拿皇帝穷开心不是？都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其实欲脱之罪，也何患无辞？皇帝先生这么一诉苦，就算是鳄鱼听了，恐怕也不免要挤出几滴同情的眼泪。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贪恋“酒色财气”的皇帝？
当然，还是大臣聪明，皇帝发了一通牢骚，说要重惩这个不识时务的雒于仁的时候，有大臣阻止了：要是重惩就要把折子传到外廷去，大伙儿看了，就“好说不好听”了，皇帝先生你本来也没干啥，干了啥也算不了啥，但传出去就怕解释不清楚了。最后定下的对策是：给大理寺卿暗示一下，让这个姓雒的主动辞职也就算了。
闹剧以还算体面的方式收了场，想想皇帝先生的表现也算很搞笑了。但后人笑之而不鉴之，遂使后人也继续闹着相似的笑话。皇帝先生说自己不是“酒色财气”之徒，并找到了足够安慰自己的理由，但近来看了一些官员落马前后的诸般表现，怎么看怎么面熟，那皇帝般的搞笑逻辑简直如出一辙：四川省南充市原副市长李斌，落马后称“权力是靠自己挣来的”，既然权力是自己挣来的，当然要好好用了。
再说了，哪个情妇不是“朝夕间侍奉勤劳”，怎好负了人家？说我们贪财，我们贪那点也叫钱？成天跟富豪商人进出酒店宾馆，不穿名牌、不给小费让人家笑话不是？说我们尚气，动不动就动用警察抓人，甚至还请黑社会的打打杀杀。这就更让人不解了。谁还没点脾气？要是动不动就被手下人拦住签字，被人发段子调侃消遣，自己还能无动于衷，下次还不被骑到头顶上去？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酒色财气”四毒俱全的贪官？
阐述贪官文化的人很多，我最佩服的还是这一句：哪个贪官不是从人民群众中来，又背离人民群众而去？这话说得顶要紧，它捅破了一层我们不愿意承认的窗户纸：这些贪官老爷的霸道逻辑在平头百姓那里有着深厚的土壤。据说现在每个人都是“朕”了，“朕不给，你不能抢”。但当我们真的把自己当成神圣不可侵犯的“朕”，放到那个“王”的宝座上时，就会发现：原来干什么都能为自己找到辩解的借口。我占点小便宜算什么，那些贪官占的不是更多吗？我违反点社会规范算什么，大家不都在违反吗？路见不平，我沉默了算什么，我要是被打击报复怎么办？看到美女我走不动道儿算什么，人家不都几十个情妇地养着吗，还不让我多瞅几眼？
如此一辩，天下哪儿还有贪恋“酒色财气”的老百姓？于是乎，一朝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从良民过渡到贪官，那是怎一个“快”字了得！
从万历皇帝“大皇帝主义”的自我辩解，到贪官先生们“存在就有理由”的所谓忏悔，再到我等平头百姓对于腐败滥权的不清不楚、不黑不白的“酸葡萄心理”，就本质而言，简直就是一脉相承。可惜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古训被我们扔到了废纸篓里，少了内省、修身的环节，光去强调什么公共空间，强调权力监督制衡，力量便已大打折扣。
缺失了内省之后，看到皇帝先生的辩词可能会感到非常荒唐可笑，但对于自己脑袋里那些潜在的辩词，我们已经丧失了发现的能力——我们只会笑话别人，却不会笑话自己。
留给后人去笑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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