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只有三十五岁，但我必须事先解决我四十岁可能出现的问题。我对生命怀有悲绝的心态，但我不寻求非自然的结束形式。生命并无多大意义，但我努力寻找每一刻的美好，作为对荒谬的反抗。
我来到现在工作的学校有四年了，这四年里发生了两件事，让我不得不对教师这个行业有某些省思。
刚来教了一年，有一个政治教师辞职了，据说是因为教学内容的枯燥单一让她烦不胜烦。我有很多同行喜欢教高三毕业班。如果说这是因为毕业班的奖金会比较多一点，我想可能真的把教师给瞧“扁”了。原因其实很简单，高三的教学其实就是一些专题训练，根据试卷所要求的能力类型及层级，进行有针对性的训练，教学反而轻松。教学内容逐渐变成枯燥的知识，教学行为正在成为一种机械的工业化操作，在目前的教学中具有普遍性。
另外还有一件事，一个研究生毕业分配到我校教语文，教学非常认真，非常谦虚好学，教了一年，前些天来了商调函，要调到大学去了。她说那边工资比这边会低很多，但是在中学教书出现的问题是“我擅长的不属于教学内容，必须教的又不是我的研究专项”。我听过她的课，有很强的研究倾向，但显然这样的教学模式并不符合中学的教学实际，中学教学仅仅是为学生今后的大学学习打基础，知识涵盖首先必须“广”，然后才是“深”，每一个课文都这样深入研究，从教学实际和学生接受实际来说都是不允许的。这个教师说：“我面临的问题是——如果继续在中学教书，我就必须放弃我的研究方向。做研究的习惯一旦形成，要改变是很不容易的。既要博，又要专，这不是我能力能够做到的。”我想她说的不仅仅是一个个人问题，这个问题也有普遍性的意义。
应该说，我比两位老师幸运。相较于那位政治老师来说，我教的是语文，语文根植于生活，借由思想之树冠扩展它的疆域，凭藉文字的风姿获得它的优雅，语文教学因此而拥有了它的自由腾挪的身姿，它更像活水，而政治这门学科某种意义上说是意识形态的学科，它几乎是“法定”地具有一种规定性。
相较于那位语文老师，我同样幸运。她的研究方向是“闽商”、“希腊文学”，喜欢写影视评论，如果她要坚持她的研究方向，则意味着要求所有的学生都对这几个方面的知识怀有热爱，我想这对那些没有这方面志向的学生是非常不公平的。这个老师要继续在中学教下去，她就必须适当放弃她的研究，去扩展自己更宽广的阅读视野，才能符合中学的教学实际。她的研究方向可以成为中学“选修课”的有效资源，可问题是，对于中学生来说，上几节选修课却要调入一个专研人才，这实在有点浪费。一个学校往往会开设几十个选修课，这些选修课程又在不断地变动，需要多少专研人才且不说，对于这些专研人才来说，为适应中学教学实际却必须放弃或者适度放弃自己的研究方向，这同样是一种不公平。
我比那位语文老师幸运在于，我没有专研方向，而只有兴趣。我的兴趣广泛，喜欢看画看雕塑，西方的也看东方的也看，朋友里也是画画的最多，虽然我自己不会画；喜欢看电影，偶尔会写影视评论；喜欢听音乐，我有一个画画的朋友对音乐狂热到极点，经常刻CD给我，哪个方面的音乐我都听一些；我喜欢看书法，自己字写得一般，但有几个朋友书法非常好，经常跑去看他们写字；我喜欢上网去看摄影，偶尔也给学校里的老师拍的照片配配文字；喜欢美食，但不下厨；喜欢随处走，但不爱旅游，坐在狭小的书房里，我几乎可以想象一切美景，能感受身在其中的气氛；我喜欢看一些数学和物理方面的书，但如果读不懂也不深研，只是领会其中包含的普遍哲理；什么门类的书都看，连广告说明书都喜欢，但是从来都不想在哪一个方面做个专家；喜欢写散文，但却不想涉足文“坛”，在我看来，所有被称为“坛”的东西，都是口子很小，往里望，很深，黑不隆咚的，你必须熟谙其中的规则才不会摔倒；我喜欢读《圣经》和佛经，但是我不信教；有时也看庸俗的连续剧，偶尔会骂粗话，特别喜欢看别人的手，觉得不同的手有着不同的风致，但却与命相学无关；……我几乎喜欢这个世界的一切，但是我却对任何东西都毫不精通，我的智力过于平庸，我害怕我如果把所有精力都投入到某一个专业里，或许耗费全部生命，却永远也没有成功的那一天。中国的文化太过古老庞大，任何专业，前人都走到了极高的境界，只有才智卓绝的人或者将自己的一生都投入其间，才可能有寸进，而悲哀的是对我来说，这既不属于前者也不属于后者。当然，像当下的很多人做的那样一味搞怪，故作奇怪新思，也是可以吸引诸多眼球的，可是这却不符合学术必须正大端正的宗旨和趣味，于我的人生价值相离甚远。更现实的考虑是，我面对的是中学生，我没有权利只让他们接触某一狭窄的知识门类，而牺牲他们的可能更适合其发展的其他方向。我必须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视域，进而提升自己的素养，而不是自私地寻求自我的功成名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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